（原标题：最高法：2013年至今年10月全国审理2.8万件国家赔偿案，不乏重大刑事冤错案）

“做任何事情没有担当、不带感情，都做不好，在国家赔偿领域更是如此。”11月13日上午，在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法赔偿办副主任祝二军说。

据其介绍，从2013年起至今年10月底，全国各地法院赔偿委员会共审理了国家赔偿案件达2.8万余件，其中不乏重大刑事冤错案件。这些案件包含了国家赔偿案件涉及的14个案由。

此外，2015年至2017年，3年全国法院共办理司法救助案件总计12万件，共使用司法救助基金26.7亿元，案均救助金额2.2万元。

最高法首次发布国家司法救助典型案例

最高法赔偿办副主任祝二军称，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不断推进国家赔偿、司法救助工作发展，坚持执法办案第一要务，依法审理了呼格吉勒图、聂树斌、北鹏公司等一大批国家赔偿案件，还妥善处理了肖祖富、李寻乐、辛进成等一大批司法救助案件。

为促进各级法院进一步提升办案质效，最高法从全国各级法院最近两年办结的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案件中，各选取了五件典型案例，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据了解，本次发布的五件国家司法救助典型案例，是最高法首次发布关于司法救助的案例。五件案例分别涉及刑事被害人救助、民事诉讼救助、行政诉讼救助和执行救助。

本次发布的五件国家赔偿典型案例，主要选择了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的其他类型国家赔偿案件，赔偿义务机关分别涵盖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关，案件类型包括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无罪羁押赔偿、错误执行赔偿，以及怠于履职赔偿，此外还选择了一件正当履职不予赔偿案例。

最高法首次提审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大法官判法院赔付300万

在最高法通报的5起国家赔偿典型案例中，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申请丹东市中院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由最高法副院长、二级大法官陶凯元担任审判长，也是最高法提审委员会首次提审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

据通报，在益阳公司诉辽宁省丹东市轮胎厂借款纠纷一案中，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益阳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裁定冻结轮胎厂银行存款1050万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后查封丹东轮胎厂的6宗土地。之后，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丹东轮胎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偿还益阳公司欠款本金422万元及利息6209022.76元。案件执行过程中，丹东市国土资源局依据丹东市政府办公会议议定在《丹东日报》刊登将丹东轮胎厂总厂土地挂牌出让公告，后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解除对轮胎厂其中3宗土地的查封。

随后，上述6宗土地被整体出让，出让款4680万元由轮胎厂用于偿还职工内债、职工集资、医药费、普通债务等，但没有给付益阳公司。2009年起，益阳公司多次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国家赔偿申请,请求赔偿本金10429022.76元及相应利息。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13日立案受理，但一直未作决定，后益阳公司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2015年10月28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予以立案。在审理过程中，2016年3月1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益阳公司申请民事执行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益阳公司认为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给其造成损害，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决定驳回其赔偿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审认为，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解封行为属于执行行为，其为配合政府部门出让涉案土地，可以解除对涉案土地的查封，但未有效控制土地出让款并依法予以分配，致使益阳公司的债权未受任何清偿，该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金融不良资产案件的司法政策精神，侵害了益阳公司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错误执行行为。同时，在人民法院执行行为长期无任何进展、也不可能再有进展，被执行人实际上已经彻底丧失清偿能力，申请执行人等已因错误执行行为遭受无法挽回损失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其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本案中，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已经长达十一年没有任何进展，其错误执行行为亦已被证实给益阳公司造成了无法通过其他渠道挽回的实际损失，故应依法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组织双方进行协商，当庭达成赔偿协议，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丹东益阳公司国家赔偿300万元，随后丹东益阳公司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民事案件的执行，由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民事案件执行终结。

最高法赔偿办副主任祝二军表示，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他说，“人民法院在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在抓外部执行攻坚的同时，也要坚决解决法院内部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对自身短板绝不回避遮掩，依法当赔则赔。”

公安机关对未予认定的涉案款继续扣押或引发国家赔偿

“政事儿”注意到，在通报国家赔偿典型案例时，祝二军以刘学娟申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为例，称公安机关对未予认定的涉案款继续扣押或引发国家赔偿。

据通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对刘学娟涉嫌诈骗案立案侦查，并于2010年6月8日对刘学娟予以刑事拘留，后经朝阳区检察院批准对刘学娟逮捕。期间，朝阳公安分局先后冻结刘学娟名下资金共计39万余元。刘学娟之兄代其向分局缴纳人民币600万元。8月18日，朝阳公安分局以刘学娟涉嫌诈骗132.6万元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全部涉案款项639万余元一并随案移交。

2010年12月21日，朝阳区检察院以刘学娟涉嫌诈骗132.6万元向朝阳区法院提起公诉。2011年11月7日，朝阳区法院经审理认定刘学娟诈骗拆迁补偿款132.6万元的犯罪事实成立，以诈骗罪判处刘学娟有期徒刑11年，罚金1.1万元，并将扣押冻结款项中的132.6万元发还某乡政府，1.1万元用于执行罚金，余款506万余元（含冻结账户期间孳息1万余元）退回朝阳区检察院。

2012年6月20日，朝阳区检察院将506万余元退回朝阳公安分局。某乡政府于2014年向朝阳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刘学娟返还238万余元补偿款。2015年5月11日，区法院认为刘学娟补偿评估报告中地上建筑物面积2247.01平方米为虚增面积，判决刘学娟返还某乡政府虚增面积相应补偿款238万余元。

朝阳公安分局决定解除扣押并发还267万余元剩余款项，但未提及利息。北京市公安局复议决定依法予以变更分局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原赔偿决定，并责令朝阳公安分局解除对267万余元的扣押，发还赔偿请求人，并支付相应利息。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公安机关在办理刘学娟诈骗案中，对涉案款项进行扣押并无不当。但在朝阳区检察院将判决未认定的人民币506万余元退回该局后，该局除协助执行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扣划238万余元外，应将余款267万余元及时解除扣押并发还，其未予发还并继续扣押该款项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北京市公安局对该款决定予以返还并承担相应利息并无不当，但在利息计算上存在一定错误，遂在维持北京市公安局返还267万余元及相应利息的决定项目之外，决定再向刘学娟支付未按期返还被扣押款项所应支付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30万余元。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祝二军称，本案即是一起典型的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件，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采取扣押措施并无不当，但在被告人已被人民法院定罪量刑之后，对原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涉案财物亦应及时处置。如对未予认定的涉案款继续扣押，则有可能发生国家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