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扬州人清末重臣董恂，稀里糊涂丢掉户部尚书？:董恂（1807—1892），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人，初名椿，科试后改名醇，同治即位，避帝讳，改今名。1840

董恂（1807—1892），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人，初名椿，科试后改名醇，同治即位，避帝讳，改今名。1840年道光二十年进士，1882年退休。为官42年，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历任户部主事、湖南储运道、直隶清河道、顺天府尹、都察院左都御史及兵、户两部侍郎、尚书，官居户部、工部、吏部、兵部四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权大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

一、董恂的官场经历验证了学者型官员的优势和缺陷

中国古代就有“选贤与能”、“贤人治国”思想，科举制度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官场仕途之路，这些学者型官员的优势时能够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质量；能够较快获得各种新知识新信息，更新意识和知识储备，学术良知可能使他们更注重个人的修养和品德。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主要就是“书呆子”、“学究气”太重，这些说法虽然带有明显的偏见，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个类型的官员还不熟悉政治运行的规则，缺乏把自己的知识转变为决策的政治技能。

台湾作家高阳先生在所著《慈禧全传》中这样提到董恂：董恂字韫卿，扬州人，人极聪明，博览群籍，而在讲理学的人来看，他搞的是杂学。当然像他这样的人，必定自负，与人交接，傲慢不礼，所以有个外号叫做董太师，是把他比作董卓。

书中提到董太师以户部侍郎在总理通商衙门行走，有一套正人君子所不屑为的花样跟洋人打交道，颇受恭王的赏识。

也许只有洋人能够接受董恂的办事风格。1873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一行人出使中国。日本大使此行，主要是祝贺同治皇帝大婚和亲政，以及交换前年签署的《中日修好条约》。在访华期间，日方随员柳原前光和郑永宁造访各国总理事务衙门，对“牡丹社事件”旧事重提，质问清政府为何不惩戒杀人凶犯。接待的清廷大臣为吏部尚书毛昶熙和户部尚书董恂，他们对日方的质询作出了答复。

根据《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的记载，毛、董二人回答说：“本大臣等只闻生番掠杀琉球国民，未知与贵国人有何干系。不过，琉球国乃是我之藩属，琉民从生番逃出者，当时悉由我国官吏救恤，并送还本国。”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记录的则是：“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之权固在于我。我抚恤琉人，自有措施，事与贵国无关，何需烦为过问？”

此处日中双方史料记录不同，但大意是一样的。“台湾是我国土，琉球是我属国，两地居民间的争斗，我大清自会料理，关你日本屁事？”可以说毛、董二人的回复非常得体。

尽管董恂在官场40多年，最终却落得被弹劾退休的结局，这也是学者型官员政治敏感度弱的表现。

二、董恂晚年替人背锅被弹劾，稀里糊涂丢掉户部尚书

清朝入关之初的顺治五年七月丁丑，清廷为了拉拢汉人稳固统治，因此始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各一员。而在此之前六部和都察院的只有满人担任尚书、左都御史。通俗来说六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部长，左都御史相当于检察长。

这样的制度在历朝历代可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是清朝的特色之一。主要是用来缓解满汉矛盾的，汉人尚书、左都御史侍相当于今天的名誉会长之类的，真正的实权还在于满人尚书和左都御史手中。直到光绪三十二年九月甲寅，尚书和左都御史，不分满汉，这一格局才改变。

董恂是从同治八年六月（1869年7月29日）到光绪八年正月辛亥（1882年3月13日）卸任期间，共有4位满人的户部尚书宝鋆（1862年3月8日—1872年7月16日）、载龄（1872年7月16日—1877年2月19日）、魁龄（1877年2月19日—1878年6月14日）、景廉（1878年6月15日—1883年7月25日）。

六部中户部的最高级长官，相当于今日的财政部长，掌握着国家财政，难免有贪污的流言传出，这引起都察院的重视。

光绪八年正月（1882年3月），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对户部尚书董恂进行弹劾，还有吏部尚书万青藜、并指责左都御史童华包庇他们。10天后，万青藜、董恂、童华三位汉人高级官员被同时开缺，掉了官帽子。

这显然是替满人户部尚书背锅而已。因为两年后的光绪十年，朱谕户部尚书景廉循分供职，经济非所长，降二级调用。

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和左都御史，都属于从一品的高官。张佩纶一次性就让3名高官丢了官帽，在朝廷里引起极大的震慑。

张佩纶（1848年11月24日一1903年2月4日），字幼樵，号篑斋，直隶丰润齐家坨（今河北唐山市丰润区）人。晚清时期名臣，安徽按察使张印塘之子，近代才女张爱玲祖父。同治十年（1871年），中进士，授翰林院侍讲。早年任职京城，自任“清流”。署任左副都御史，以弹劾大臣而闻名。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前，慈禧以“因循萎靡”罢免全体军机大臣，改组军机处，重用清流成员，分别任命张之洞为两广总督、吴大澂为北洋海疆会办、陈宝琛为南洋海疆会办、张佩纶为福建海疆会办，将打赢战争的希望寄托在了清流党人身上。然而，真正的战争远不是清流派写奏折那么简单。风头最劲的张佩纶上任不久，法军舰队就突袭马尾军港，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被毁。

随后，张佩纶被夺职流放张家口，三年后光绪十三年，返回北京，投入李鸿章幕下，主管文书。光绪十四年（1888年）因原妻已死，娶李鸿章的22岁小女儿菊藕为妻。

李菊藕是李鸿章43岁时喜得贵女，即最小的女儿，将她疼爱得犹如掌上明珠。但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李菊藕长大后，李鸿章将她许配给了一个40岁的二婚男人张佩纶。

清代诗人刘体仁在《异辞录》中说：“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他调侃的就是这门老夫少妻的婚事。

李菊藕生了个儿子，起名张志沂。张志沂闺女，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张爱玲。张爱玲一生遗传的，不光是奶奶的文学天赋，还有大叔控。在两次婚姻里，她先是爱上大她14岁的胡兰成，后又嫁给大她29岁的德国大叔赖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