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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会原主席 部分年轻人激进 最令人担心

电脑版   2019-09-01 18:47  

(原标题:香港立法会原主席曾钰成:部分年轻人激进,最令人担心)

8月30日,新京报记者专访香港立法会原主席,香港民建联创党主席曾钰成。

谈及当下的香港,在香港政界闯荡半生,72岁的曾钰成觉得“令人担忧”。

曾钰成表示,“一国两制”给香港带来了繁荣。特区政府要把大部分和平示威的市民跟暴力分子分开,把广大市民团结起来。

在他看来,香港近期爆发的游行与香港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特区政府要正视市民长期面对的社会困境,大胆出手,赢得民心。

8月30日,香港立法会原主席曾钰成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 新京报特派香港报道组 摄

“香港回归,对我们来说,是吐气扬眉了”

新京报:作为一位香港人,你对内地是怎样的情感?

曾钰成:我第一次回内地是1966年,之后我几乎每年都到内地几次。

我还能记得第一次去内地的情景,当时非常落后,经济上很落后,但是人情非常好,民情非常好。

我记得那是1966年的6月,当时经常下大雨,我跟母亲在广州的街上走,遇到谁都非常热情。不认识的人,你问路也好,找他们帮忙也好,大家都非常热情,大家都很朴素。我在广州还有家人,我表弟、表妹,人小志气大。我当时是大学生,他们还在上小学,就跟我说,他们念完书以后,要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要到边疆去。他们当时真的是这样想的。

几十年来,看到国家的变化,开始富了,社会在改善。

新京报:1997年香港回归时,你在做什么?

曾钰成:香港回归之前,我是(香港特区)筹委会的委员,当时还是中学校长,每个月到北京开会,忙回归的事情。那时到北京,也没有去街上逛,就是从机场到酒店,在港澳中心,然后开三天会,就飞回香港。我对“一国两制”充满信心。

新京报:7月1日回归当天你的印象是什么??

曾钰成:很忙。首先,因为我当时是临时立法会的成员,7月1号零点整,我出席了交接仪式,英国国旗降下来,中国国旗升上去,然后就是我们解放军的乐队奏乐,我在观礼台看了交接仪式。

当时,我们非常兴奋,也非常期待。我在港英管治的时候,属于被港英政府排挤、打压的对象,因为我是一个爱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香港回归,对我们来说,是吐气扬眉了。

换旗后我就赶去另一个会场,通宵开会,临时立法会立法,我们要通过《香港回归条例》,把原来在香港的法律,提到“港英政府”的改为“特区政府”,提到“英国”的改为“中国”。天亮,就回到主要会场,参加特区成立的仪式,那天是非常紧张的。

新京报:回归后的22年里,你一直在教育和政界工作,你怎么看香港回归后的变化?

曾钰成:现在很多调查研究都发现,回归后的头十年,就是1997年到2008年,香港人包括年轻人的国家民族观念一直在上升,2008年经历了汶川地震,也经历了北京奥运,香港人都非常关心。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整体是成功的。若非如此,香港也不会有过去20多年的繁荣稳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社会矛盾的堆积,让这种情绪不断下滑。

新京报:随着深圳上海等城市崛起,有人提出了威胁论,你觉得香港与内地其他城市的区别在哪里?

曾钰成:很多人说上海跟深圳已经取代了香港的一些地位,有些方面,上海、深圳已经超过了香港。但是,香港的优势就是“一国两制”制度,应该好好发挥这个优势,香港要维持“一国两制”。

“一部分年轻人令人担心”

新京报:你觉得眼下的示威运动偏离了轨道吗?

曾钰成:其中一部分年轻人是激进的,也是最令人担心的。

新京报:你认为特区政府目前的困难是?

曾钰成:政府认为现在示威已经变质了,因为修例已经停了,但是他们没停,唯一的办法就是止暴制乱,只能靠香港的警察来止暴。

他们现在示威的规律是,先申请一个和平游行,可以很多人甚至是几十万人参加的规模。到下午五六点钟,申请游行的机构宣布,游行结束了,可以散开了。当中一部分人就马上戴上口罩、头盔,拿起砖头、武器往前冲,他们把马路堵了,警察来驱散他们,他们就跟警察斗。

新京报:近日,香港警察被暴徒袭击甚至人肉恐吓,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形势?

曾钰成:香港警方告诉我们,暴徒都戴着口罩,要不当场拘捕的话,就无法知道对方身份。所以在行动时这就引起很多身体暴力。过去两个月,香港警察承受的压力很大。

8月30日,香港立法会原主席曾钰成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 新京报特派香港报道组 摄

“政府要做点争取民心的工作”

新京报:现在很多人说“香港病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曾钰成:这次示威行动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根本的原因是香港社会积累了很强烈的情绪。这么多人走出来参与示威,是因为心里不高兴。除了政治原因,也有社会问题。

香港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贫富悬殊,跟其他人均GDP差不多的经济体相比差距很大,社会不公平现象严重。

新京报:香港目前存在怎样的社会问题?

曾钰成:香港回归后的这20多年,香港的经济每年都有持续平稳的增长。表面上看,每年三四个百分点的增速,经济向好。但是香港的基层家庭生活却没有改善,住房问题突出。

我们经常谈起一个数据,现在大学毕业生的月薪跟十多年前比没有增加,而楼价涨了三四倍。私房买不起,政府公租房要排队,轮候时间从几年前的3年延长到现在的5年半,年底可能还要延长到6年。眼下在轮候公屋的已经有20多万户家庭。还没住进公屋又买不起房的,一部分住在劏房,就是老楼里面隔出来的小房间,还有一部分居住环境更加恶劣。

我去年参加特区政府的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做过一次探访,我看到他们的居住环境,你根本不能想象,香港这么富裕社会,竟有这样的家庭。所谓的房间,就是刚放得下一张双层床,人进去就爬到上面睡,下面放他的杂物,人在里面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家里的小孩也没有地方写字做功课。

香港有个词“麦难民”:一些香港居民,家里环境太差,晚上就跑到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店里去睡觉。

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很多年轻人看在眼里就非常不满。很多人就认为政府不会照顾一般老百姓的利益。

新京报:你觉得香港特区政府还有哪些可作为的空间?

曾钰成:政府要把大部分和平示威的市民跟这些暴力分子分开,把广大市民团结起来,做点争取人心的工作。

新京报:你对香港的通识教育课程有什么看法,社会上对今日香港和现代中国两个模块也有些争论?

曾钰成:我的学校是一个爱国学校,回归前1949年开始就在学校升起五星红旗。我的学校也是最早搞通识教育的学校之一。

通识教育有六个学习单元,其中一个是讲香港的社会时事的,有一个单元是讲现代中国,让学生了解中国今天的经济政治的状况。香港时事没有固定教材,老师根据新闻时事跟同学讨论。但其实很多出色的通识课教师是爱国的老师,他们教得好,不会鼓励学生去捣乱。

“很多香港年轻人到内地发展非常成功”

新京报:有一种声音称,内地人的涌入引发香港年轻人强烈抵触情绪?

曾钰成:香港现在的社会服务搞得差,很多人的怒气发到内地新移民身上。

对于内地移民名额,特区政府解释是为了家庭团聚。但是他们来了后,难免会占用一些资源,比如社会保障、公屋、医院等,很多香港人觉得不公平。香港的一些服务内地新移民的团体也解释过,内地来的居民对香港的影响并不大。

2003年,内地开放香港自由行以后,有很多内地游客给香港旅游业、零售业很大的支持,香港也非常欢迎。但是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难免造成社会矛盾。

新京报:香港年轻人应该怎么看待跟内地的关系?

曾钰成:其实很多香港年轻人到内地发展已经非常成功,例子还是不少的。我们自己也出去,过去两年,我也出席过好几次在内地的研讨会,很多年轻人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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