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类中国好人式电影中好人经常受到菲薄的序列中，因为某种使好人受到菲薄与伤害的群体恰恰是本民族的其他一批匮乏的现实，又因为某种人人都知道的原因，放开手脚去展现这一类群体的丑陋和可恶是显然是政治错误。因此，在这些电影中，我们永远只看到好人是怎样的在负重，至于因什么负重，影片的态度却恰是十分暧昧的，意图隐晦，使人在那重重叠叠的消解与同情的帷幕中感到它的左右为难，一度以为可以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最后才发现最后需要猜的正恰是无心可猜的形式本身。
《红樱桃》显然是将题材从人民内部转为外部，在这种转变中它显然敢于在他因之受苦受难的东西直接的表现出来，当然自不必说因某个大国解体也敢于对这大国有所嘲讽了。
这都是影片非本体性的东西，它只是某种态度本身，一种稀有的态度。等到语境重新返回到过去，它依然将该怎样沉默就沉默，该怎样隐喻就怎样隐晦——语境转换，表现方式就加以改变，无法对每一环境都适用，它就显然不会是必然的应该有的东西，尽管那的确是真实存在着的存在物本身。
在影片的具体内容中，我们第一次完整的看到了一个中国人怎样的受苦与受难，受辱，又是怎样的负重前行。如果说，金鸡奖前期都有一类对于中国式好人的自觉叙事，那么在这部影片中，它将中国式好人扩大化，渐为表现一个中国人的独特品性。并用并不那么明显的中国式好人的态度，只是以着一种正在完成的和待完成的中国式好人的象征，指认全体中国人的人性本善。
正是以国家危难之时对个人的命运漂泊无依，命若琴弦又若草芥，身危如寄，个体的渺小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面对真正的暴力，一直隐隐的饥饿感，在这庞大的整体性的恐惧中，脆弱的生命本身遭到强暴之时怎样不屈又坚韧顽强的活着。
这似乎与西方某一类勉强生存与死无异的生存哲学所相反，表明这一类东方式哲学是将生命本身形式看得比生命的内容重要的这似乎又与之它自身古时的节烈相悖。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正是在对实在的苦难的生活的直接的确认上，人既不像西方那样因沉重而异化，迷失自己，逃避，也不像它在发现自己无能摆脱这一类沉重的现实脱不出去，一时忍耐不了，只能寻死，求死。
这是一种很纯粹的生命意识，顽强而坚韧生存着。既然这个社会的目的就是要让一个丰富而敏锐的心灵让人感到这个世界的可怖时，自戕，它要让一切最优秀的魂灵受惊怖，自戕，噤声，自我毁灭，那么唯一相较有尊严的选择是，那就是顽强的活下去，就是偏不让这个社会达到这个目的，让这个社会征服自我，偏要顽强的活下去。
这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精神的体现，而楚楚最后却敢于承担着巨大的痛苦用火把烧涤到纹在自身的永远刻在身上的纹身，那纹身是象征着的是伴随着人一生的耻辱，是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视纹身为刑罚的潜意识，当然肯定不免对改革开放后社会意识多元纹身多而以为社会堕落的叹息和对之反拨的意识。敢于正视自己的苦难，并敢于更正，这就是楚楚的行为象征着的民族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