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金马颁奖典礼结束后，记者们围到本次的金马执委会主席李安导演：“这次牵扯到政治议题，会不会心情受到影响？”疲惫的李安无奈地苦笑着回答：“我希望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吧。”这一晚有一个无知的政治小丑把国内的顶级电影艺术交流平台当做她自己扭曲政治观点发表的通道，李安在周围嘈杂的无脑叫好声中满是尴尬与苦涩，显得格外突出，他或许比谁都清楚此时在台上的发表偏向性政治言论是多么狭隘甚至愚蠢。李安是一位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级导演，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却含蓄内敛，但李安可以以娴熟的技巧驾驭传统文化的表达。他擅长以西方文化做镜子，以具体事件为载体，以中西方文化矛盾冲突为催化剂，将中国文化的内涵精髓以西方文化的外在形式展现出来。基于此特点，李安导演的电影多有压抑、克制的风格。当年李安在获得奥斯卡后接受美国记者采访，他这么介绍自己：“I’m proud to be Chinese,I’m not American actually.I do have a green card,I work legally（我为自己是华人而骄傲，实际上我不是美国人。我有绿卡，我是合法工作）.”李安丰富的中西方生活经历和对自己清晰的定位，造就了他独有的叙事风格，一位善于把细腻抽象的中国哲学用奔放直接的西方形式行云流水般地表达出来的拥有世界格局的导演。他早期的执导的《喜宴》，就是这样一部经典之作。

《喜宴》算是一出喜剧，讲的是在美籍华人同性恋高伟同遇到台湾老家父母催婚的故事。电影开头就是伴随着妈妈录音带的声音，看到高伟同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这些健身器材就象征着妈妈给他的巨大压力，压得高伟同喘不过气来。而后误打误撞认识的毛妹，又告诉他父亲心脏病住院，在生命垂危之际还在挂念伟同的终身大事，来自父母的两座大山让高伟同不得不遵从家令，恰逢同胞好友兼租客顾威威因为无绿卡且生活困难准备离开美国，在“爱人”赛门的建议下，采取了一举两得的办法：高伟同与顾威威结婚，一方面给威威绿卡让她留下，另一方面也给伟同父母一个交代。当然，高伟同一开始是严正拒绝这个提议的，直到赛门提醒他结婚可以享受税收减免。但是，伟同父母听说结婚，要专程从台湾飞到美国参加婚礼。故事冲突由此开始，拉开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场景。

起初自然是伟同父母与威威见面，感情极速升温，赛门尽最大努力见缝插针。不但几乎无缝可插，精心准备的见面礼也弄巧成拙。这里也是文化冲突的一个具体表现。在高家即将大喜的日子分别给高父和高母送上血压器与面霜，配词更是作死，所以本来实用的礼物变了味道，赛门的正式首秀吃了闭门羹。另一边的顾威威如鱼得水，一帆风顺。在之前的一顿晚饭前，威威用一套专业术语高度评价对高父写的书法，说得高父甚是愉悦。威威点评时，高父、威威、伟同三人同框，营造了一个家的氛围，赛门就被边缘处理了。这次点评是威威刻意为之，她渴望得到一份认可，就像一直在外漂泊疲惫的心期待找到一个家的港湾。高父高母也是对儿媳的倍加关爱，在威威试穿有历史感的旗袍出来后，画面又分成明显的两块，一边是其乐融融的“高家四口”，另一边是被晾在一旁的赛门，与之前的如出一辙。这两幕意味着天平的严重倾斜，事情的发展开始脱离原本预计的轨道。

婚礼举办形式的冲突，撕掉了这几天来各方相互让步的隔离层，将这场事件所包含的隐患彻底暴露出来。伟同要公证结婚，走个程序，一切从简；而父母当然是大操大办，光在台湾的礼金就收了三万多美金，专门办喜事用，根本不会想到伟同会如此“草率”。高母着急地说：“你这个样子，我们回去怎么跟人家交代嘛？”伟同不理解：“我结婚又不是对人家交代。”高母有点生气：“不跟人家交代，你结什么婚呐？”这简短的对话就是问题点。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结婚往往不单单是两个人的事，更是家庭乃至家族的大事，这涉及到面子、关系、身份等诸多关于人情世故的东西。一场颇具规模的酒席则是上述提到因素的象征，否则就是寒碜了。所以在进行简单的仪式过后，高父一直眉头紧皱表情严肃，高母直接忍不住委屈抽泣，完全没有一桩喜事的氛围。这种结果站在伟同、威威和赛门的角度出发是相对比较好的，但是是以给父母心头添终生大堵为代价的。即牺牲了传统文化，强行成全了西方文化诉求，站在更高的角度讲，这样的结果有着极大地缺陷，并不是良性结局，在某种文化观上讲是有悖道德的结果。

戏剧冲突的转折点，是碰到曾作为国军师长的高父在当晚饭馆自己的驾驶员，如今是饭店老板的老陈。老陈是典型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对当晚情况感到难以置信。一句“我不是给你办，我给师长办”，老陈直接说出了高母上午说不出口的话，也是高父实际所想但不会说的话，没有束缚的“局外人”老陈直接戳中了要害，把结婚喜酒赋予多重意义，有高父的面子，伟同的孝顺，甚至最后上升到国家。老陈和父母眼里，办的不是喜酒，而是作为家庭家族对外的荣耀宣示，在这里更是加上了代表国家的文化展示。老陈成了把伤感柔美的《少女的祈祷》换成轻盈活泼的《土耳其进行曲》的琴师。

一场喜宴，尽显中国风俗百态，简而言之一个字——闹。闹的核心，则是性。从热场环节，到伟同和威威吃象征生殖器的鸡脖子，等到祝酒环节已经是场面大乱，过度的人开始借着东风努力贴近道德边缘，最后闹洞房则是把整个节目推到高潮，一点都不掩饰了，大家都享受这种群体错乱的快感。李安的总结一针见血：“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在大喜之日的“庇护”下，所有在传统儒学影响下的华人日常压抑有关“性”的内容，借此机会进行了一次肆无忌惮的反弹。

性在中国文化中是两个极端的存在。一端是肮脏与邪恶，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统治，加上小农经济的经济模式，使得儒家文化受到大力推崇。从汉代董仲舒开始，儒学已经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孟的思想，相反成为当时统治者的思想工具，而且此趋势愈演愈烈，再到宋代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这些明显违背人道主义的思想在当时成为正统。其中对女性的束缚和歧视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基于此，有关“性”方面的东西都忌讳莫深，而且愈发严重，甚至会被妖魔化。清代著作《围炉夜话》就明确写了“万恶淫为源”。但性毕竟是人类原始的天性，孔子在《礼记》中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中告子更是提出了经典论点：“食、色，性也。”所以性文化在中国几千年中畸形生长，以至于扎根于国人的劣根性中。鲁迅先生在《而已集》一文中感叹：“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影响，以至于今日也会对性有所避讳，在日常也会羞于提起。

但另一方面，性又是神圣的存在。刚才讲的《围炉夜话》的前一句就是“百善孝为先”，《孟子》中也写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对“无后”的解释有两种，一说是没有后代，另一说是没有尽到后代的责任，尽管第二种解释更合适，但前者的影响力似乎更大，也更普及，这就代表这是人们普遍认可的观点。结合本片，接新娘时有喝莲子汤的环节，随后也有小孩压喜床，都是寓意早生贵子，这种类似的习俗直到今天都有保留。所以结婚生子在传统文化中是一体的，分不开的，也是幸福美满的象征，加上繁衍后代又是家族传承的最大前提，所以中国婚俗的喜庆热闹很多是以生育祝愿为中心的特征。既然是生育，自然离不开男女结合，离不开性。因此“性”的另一面又是美好、神圣的。

在整个“喜宴”过程中，除了上述提到的环节，还有讲话致辞、劝酒、闹洞房等等，完全走的是中国传统路线，没有一点西方气息。这与碰到老陈前的风格形成强烈反差，就像蔚蓝的海水中喷出的汹涌火焰，俨然中西文化的冰与火之歌。不过李安到这里还没停，踩着油门继续往前开，让两边文化交融的更透彻更猛烈一些。做法就是直奔主题——孩子。

孩子是一切矛盾的爆发点。一直在委曲求全赛门终于无法忍受这个事实，对赛门来说，这是他和伟同感情、是这场戏的红线。威威怀上孩子，假戏真做，对她个人而言也是未曾预料的，这直接影响到未来。而这两股不同的压力都与伟同直接相关，他要同时调节精神伴侣和法定妻子的矛盾，还有对父母的解释，各类棘手的问题同时聚焦于伟同身上。伟同当然顶不住这些压力，而且父亲又住院，纸已经包不住火，伟同只能对母亲讲出实情。这样所有的紧急问题几乎就全部自动散去了，只剩父亲还不知情。

当然，事实上高父已经知道了，他懂英文。但高父没有捅破事实的原因，赛门也问过他，高父的回答是：“For the family（为了这个家啊）.”又面向大海叹息道：“唉，如果我不让他们骗我的话，我怎么能抱的了孙子呢。”这里就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父权。父权代表着传统文化，是家族权力的象征，这场闹剧中所有的戏、压力、紧迫感，全部围绕于遵守尊重父权进行。电影中有个细思略恐的场景：高父瘫坐在沙发上睡觉，表情看上去比较痛苦，本来喊他吃饭的伟同看到后显得非常紧促不安，伟同第一反应是用手颤颤巍巍地测试父亲的呼吸，此时给了特写，而且无任何背景音效，这种静谧的气氛就是伟同的内心写照，有紧张，但也有期待。这种期待便是父权的消失，如果消失，他便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由。李安说过：“我电影的特质，比如说像压抑、时间变化、父亲，这些都是我不喜欢我自己的部分。我进入到那个世界，是我自己想象的模样，包括父亲、压抑，都是我希望摆脱可是摆脱不掉的。”

高父来到美国，一定就会有传统与开放的激烈碰撞。而整部电影也是父权逐步消解的过程。当他知道伟同与赛门是生米煮成熟饭，他发现自己也已经无能为力，才会做出主动洗碗决定。在男权家庭中，通常洗碗是女性的工作，高父主动要求洗完，其实是承认并接受了父权的消解。而他能做的，就是最后再使用一次父权唱一出“空城计”，将计就计，守住孩子这一最后的防线。当他知道自己计划成功，也就释然了，电影最后高父高举双手，也就意味着彻底放下了。

故事的结局不算完美，但是最为平衡。当文化冲突且无法调和，双方选择各自退后一步，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登机前，高父对赛门说“谢谢你照顾伟同”，对威威说的是“高家会谢谢你”，前者是稍有无奈，后者是深表感激，这个措辞的不同意味着高父对最终的结果是差强人意的。高母也一样，为了这个家。而伟同、赛门、威威，则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自由，比如爱情，比如绿卡。各方也都有自己的秘密，也都是为了家为了彼此，最终达成了这种特殊的、带有戏剧性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局。

除了文化层面之外，《喜宴》还隐约透露着一丝政治暗喻。赛门是美国人，伟同是台湾人，威威是大陆人，这三人分别映射了当下美国、台湾、大陆，关系也有着高度相似性。电影中高伟同是故事核心，就像台湾，是美国和大陆的一个敏感的焦点。由于历史原因，台湾党派中亲美者不在少数，行政制度也与美国相似，这就像伟同与赛门的关系。但同样是历史原因，看似亲密的两者永远不可能被国际公众所承认，甚至邻居都会以奇怪的眼光另眼看待，真正相配的，是威威与伟同。威威与伟同的结合，离不开伟同父母的压力，这就像台湾民众的意愿，血脉关系是无法分离的。当然，就像父母老去，连高父都承认并接受了父权的消解，儿大不由爹娘，长期漂泊在外的台湾也听不得祖国母亲的指挥。很多问题就像电影中那样，各方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为了大局做出让步，这样的结果每一方都不是特别满意，都没有达到自己完全想要的状态，但是至少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在坚守立场的前提下，尊重他方意愿，考虑大局，保持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关系，互动往来，和平发展·。而威威“解放”伟同后的孩子，也隐喻着一脉相承的海峡两岸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2018.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