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影片《记住》，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忘记”：年近90的泽夫·古德曼，叫着妻子露丝的名字，忘记了她刚刚去世；不认得妻子的女护理；赤着脚忘记了穿鞋。原来他患有老年痴呆症，尤其是配偶去世后，出现了更多神经认知障碍的症状。

    这是一部悬念很强的电影，泽夫住在美国一个养老院里，早餐时，一个叫麦克斯的坐轮椅中风老人，鼻子里插着氧气软管，询问泽夫还记不记得露丝去世后应该做什么，泽夫说：“不记得了。”于是，麦克斯给了他一封信：“我都给你写下来了，能记起来。”我们看到泽夫避开人，独自在卧室看信，然后拿钱，拿包，乘着夜色，坐出租车，来到火车站，随列车轰隆轰隆，离家出走了。信里写着什么？他要去干吗？这个疑问一直伴随着我们。当然，导演也透露一点信的内容，麦克斯这样写：“我已经为你计划好一切，你必须精确地遵循这些步骤，尽可能按照它们完成每一项任务。”什么任务？一个有点失忆的老人，在一封神秘的信指引下，要走向何处？真是太有意思了。我们继续跟踪泽夫，看他去枪械店买枪，又坐车，终于他来到一栋屋子前，按响了门铃。

    这部电影很吸引人，前三分之一，根本不知道泽夫要去做什么，所有的秘密，一定在那封信里。确实，那封信，是关键，对电影来说，它是线索，推动剧情发展；也有破解悬疑的功效，或者说，一切的真相蕴藏其中。对泽夫来说，这封信，是他的行动指南，也是他糊涂、失忆当口的清醒剂——电影中，他无数次迷糊，叫唤妻子露丝的名字，忘记所处的现实环境，但只要一读信，就清醒过来，知道自己担负的使命。信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把“读信”两字写在手臂上，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

    扮演泽夫的是克里斯托弗·普卢默，《音乐之声》里的上校，1929年生的老戏骨，正和电影里泽夫的年龄相当。他演时而糊涂、时而清醒的痴呆症患者，行动缓慢、不动声色、迷惘、困惑、出神、风趣，甚至还会弹钢琴。他是不是看上去很和蔼？当他按响小屋门铃，拔枪对准另一个88岁老头，你还能看到凶狠。他问老头是不是德国人，二战时，是不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呆过。在他得知老头只在北非服过役，知道找错人了。电影在这个时候，才让我们看到信的部分内容，也让我们明白了泽夫行动目标。“一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守，在20世纪40年代从德国移居美国，最有可能用鲁迪·库兰德的名字活下来。现在，已找到四个鲁迪·库兰德，他的真名是奥托·瓦莱什。”在以后的场景里，我们还读到：“我们都是集中营最后活着的幸存者，除了我，你是唯一还能认出谋杀我们家人的纳粹。奥托·瓦莱什必须死，你一定要杀了他。”

    泽夫找到的第一个鲁迪·库兰德，没有在奥斯维辛呆过，第二个尽管呆过，却是一个被迫害的同性恋犹太人，第三个当时还只有十岁，以后在德国军队任厨师，已死亡。现在，仅剩下第四个了。这最后一场戏，是电影的高潮，气氛紧张，结局反转，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泽夫用枪指着老头，在众人面前，步步紧逼，要老头说出真实姓名，说出真相。老头步步后退，不得已，无奈之中，道出实情。原来，那个老头叫克莱伯特·斯特姆，真正的奥托·瓦莱什却是泽夫自己。他们过去都是集中营看守，战后，为了逃脱罪责，两人互相为对方在手臂刺上囚犯的编号，改名换姓，移居美国。

    这是一部高明的电影，全片设定在泽夫失忆的基础上。他迷糊时，忘了自己是谁；清醒时，不把自己当成奥托·瓦莱什，他要去追杀的人，是他自己。其实，整部电影，唯有克莱伯特·斯特姆说出真相那一刻，才是泽夫最清醒的时候。“我记得。”他想起了过去的全部。他打死对方，然后自杀。片尾，我们看到麦克斯胸有成竹，为了复仇，他策划并掌控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