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千年宛如初见梦你千万遍

央视新闻

电脑版 2018-10-12 00:00

我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父亲走向敦煌。

1927年，父亲常书鸿去了法国，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父亲喜欢在巴黎散步，一天当他溜达到塞纳河边的旧书摊时，不经意发现了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图录》。那一刻，父亲的魂儿就被勾走了。

▲《敦煌图录》

这套《敦煌图录》是1907年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父亲被深深地震撼了。后来他说，“我曾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父亲那时已是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完全可以在法国过着一种舒服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父亲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中国、去敦煌。

1936年，父亲终于坐在了回祖国的火车上。但因那时西北战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北平国立艺专教书。不久后，抗战爆发，父亲一路从北平逃难到武汉、长沙、贵阳、直到重庆。

▲常沙娜与父亲常书鸿

经过6年的坎坷风雨和漫长等待，1942年冬，父亲离开重庆赶赴兰州，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

几个初次出塞的行者，雇了十几头骆驼，在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之后，走入真正的荒凉之地。经过饱受困乏和饥渴的行程之后，终于到达了莫高窟。那时，他眼前的满目疮痍的敦煌，和在法国邂逅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余，他内心默默地说：既然来了，我就要保护你。

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红柳树上折来的树枝，吃的是盐和醋拌面。一夜风沙之后，他们和民工一起，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敦煌石窟保护工作开始艰难起步。

▲常书鸿在莫高窟第130窟峭壁上指挥修建栈道

没有人力，缺乏经费，我们自己搭脚手架，修简易栈道，进洞要连爬带跳，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父亲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

▲常书鸿爬梯子进入洞窟临摹

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从未间断。就这样，到1948年，父亲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选绘摹本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

▲常书鸿临摹第103窟

父亲曾写道：“敦煌苦，孤灯草菇伴长夜。”他苦行僧一般的执着，最终使这座巨大的文化遗产没再受到更多的破坏。

▲常书鸿画作莫高窟九层楼

直到晚年，父亲依然惦念着敦煌。

莫高窟有一座倚崖高楼，称“九层楼”，檐角都挂着铃铎，叫做“铁马”，不管白天黑夜，都在微风中摇曳作响，父亲听了几十年。退休迁居北京后，他在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叮叮当当，就像敦煌九层楼的铁马叮当，时时呼唤着他。

▲晚年常书鸿

后来，父亲的墓碑上刻着五个字——“敦煌守护神”，在这个充满神佛的地方，被称为“神”的凡人，只有他一个。

我在敦煌石窟中度过了青春年华。

12岁那年，我跟随父亲走进了茫茫沙漠，走进了神奇的敦煌石窟。

▲常书鸿带着常沙娜、常嘉陵在莫高窟洞窟内

初到敦煌时，一家人住在莫高窟崖壁下的破庙里，桌、椅、床都由土堆成。没有电，晚上点的是油灯。滴水成冰的屋里也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住所的周围被戈壁包围，最近的村舍也在几十里外。

敦煌缺水，不能洗澡；一盆水擦脸，擦身，洗脚，还舍不得倒掉。餐桌上的饭菜很简单，常常是一碗大盐粒、一碗醋，一碗水煮切面，那儿也没有蔬菜。

▲常书鸿与常沙娜

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父亲把整个身心扑在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等工作上。后来国民政府决定撤销敦煌研究所，将石窟交给地方，并停拨经费。为这事，父亲压力很大，和母亲总是争吵不断。后来母亲说她身体不好到兰州去看病，结果再也没回来。

▲常书鸿夫妇及女儿常沙娜

妈妈走后，我不得已中断了中学学业，回家照顾弟弟。没有条件上学，父亲便为她量身定制了课程，由父亲的学生董希文和苏莹辉等人辅导中西方美术史，同时和敦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起，临摹洞窟壁画。

▲常沙娜作品莫高窟女供养人

父亲要求我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石窟的重点壁画全面临摹一遍，并在临摹中了解壁画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我每天兴致勃勃地登着蜈蚣梯，爬进洞窟临摹壁画。

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图案；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吴道子般吴带当风的盛唐飞天；金碧辉煌如李思训般的用色……

满目佛像庄严，莲花圣洁，飞天飘逸，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其中，画得投入极了，在大漠荒烟中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

▲常沙娜作品燃灯菩萨

早晨的阳光直射进来，照亮满墙色彩斑斓的画面，彩塑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头顶是节奏鲜明的藻井图案，围绕身边的是神奇的佛传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我的青春年华就这样在敦煌石窟中度过。

▲常沙娜作品涅槃经变菩萨头饰

1948年，我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学习。大陆解放前夕，我抛下未完成的学业回国参与建设。在一次敦煌艺术展上，我为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导览，林徽因便邀我到清华大学营建系担任助教。我由此开始了工艺美术设计之路。

▲常沙娜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外立面两侧浮雕花饰

回顾我这辈子的成果，图案教学也好、设计也好，包括20世纪50年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和敦煌艺术都是分不开的。

父亲曾写信叮嘱我：“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我知道，我一辈子都是敦煌的女儿。

本文根据《文化十分》采访实录改编

采访 |孟颖

撰文 |桂姝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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