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反思难，拍一部好的民族反思电影更难，德国电影《别人的生活》（又译“窃听风暴”）就是一部不错的民族反思电影。这部电影从国家权力部门对普通百姓言行管控这一侧面，反思了柏林墙倒塌前的东德，强权对百姓所造成的深重伤害。

故事发生在1984年的东柏林。国家安全部“斯塔西”（“秘密警察”）的部门领导格鲁倍茨，在高官汉姆普部长的授意下，派他的得力手下威斯勒，对作家德瑞曼的居家生活进行全天候监听。而此时，德瑞曼是政府眼中唯一一位，在西方拥有读者且对党忠诚的东德作家。

监听者威斯勒是个沉静寡言的中年独身者，刑侦业务精湛。在监听中，他耳闻目睹了德瑞曼和他同居女友演员克丽丝塔之间的爱恋与苦闷，以及汉姆普部长对克丽丝塔的淫威。渐渐地，威斯勒对德瑞曼产生了同情，并对监听中发现的德瑞曼同事偷渡西柏林一事隐瞒未报。其实，“偷渡”一事是德瑞曼试探家中有无被窃听的诱饵。于是，这次的隐瞒未报，使威斯勒发现了德瑞曼更大的秘密：德瑞曼与同事密谋撰写文章，披露东德民众在高压统治下日益严重的自杀现象。威斯勒思虑再三，决定继续隐瞒，并开始编造监听记录，保护德瑞曼。

披露文章在西柏林《明镜》周刊上匿名发表，引发了“斯塔西”内部的轩然大波。格鲁倍茨敏锐地认定，德瑞曼就是作者，并对威斯勒产生了怀疑。此时，克丽丝塔已断绝了与汉姆普的关系，在汉姆普的授意下，格鲁倍茨以克丽丝塔为突破口，开始了对德瑞曼的围猎。于是，背叛与自赎，履职与拯救，在德瑞曼的背后展开。有人死于非命，有人失去亲人，有人堕入底层。

四年后，柏林墙倒了。

影片以文艺界作为切入口，展现了强权压制对普通人的迫害。有老导演在被长期剥夺工作权打入冷宫后的自杀，有女演员在被迫为高官性服务后的屈辱，有人们在严密监控下的噤若寒蝉和人人自危。与中国文革热衷于肉体折磨不同，似乎东德有关部门更倾向于精神上的冷暴力。在这一点上，东德更高级更“文明”，但诸如以亲属为人质的胁迫，和剥夺睡眠连续审问这种粗暴野蛮的手段，也还是少不了的。

这种冷暴力高压在人们心中产生的极度恐惧，通过克丽丝塔被抓进“斯塔西”后的一触即溃，得到了淋漓尽致地突显。也许会有观众鄙视克丽丝塔的轻易背叛，我却对此很理解。克丽丝塔的背叛，让我想到了文革中许许多多妻子与丈夫间的背叛、儿女与父母间的背叛，但这些背叛许多时候是洗脑后的思想认知所致。而这部电影所反映的东德，则更多的是缘于内心的恐惧。克丽丝塔之所以在进拘留所后，忙不迭地主动寻求与“斯塔西”合作，就是因为无数惨痛的前车之鉴已经在她心中形成了深深恐惧，她知道，除此之外她已毫无希望。“斯塔西”强大而无孔不入的威慑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我对威斯勒的内心转变更为关注。

影片开始，威斯勒是以一个冷酷无情的面目出场的。编导用了两个桥段加以表现：一是他对嫌疑犯连续48小时剥夺睡眠的审问，二是对德瑞曼的邻居以其女儿的前途来威胁。这两件事不仅表现出了威斯勒的冷酷无情，还显示出他极高的专业职业素养。以第二个桥段来说，当威斯勒在德瑞曼家中装完窃听器后，他敏锐地注意到邻居房门的猫眼亮光一闪，随即意识到邻居发现了他的行为，他当即敲开邻居的房门，随口就说出邻居女儿的名字，并以将其从大学开除相威胁，迫使邻居闭嘴。可见，威斯勒的观察力、判断力和事先的信息搜集掌握能力都超出了常人。这也是上司格鲁倍茨怀疑他的原因之一。

但在对德瑞曼的监听中，“别人的生活”渐渐影响了威斯勒，使他的内心开始转变。这个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威斯勒发现克丽丝塔被迫委身汉姆普之后。德瑞曼与克丽丝塔炽热的爱，以及他们在权贵淫威下苦闷，引起了威斯勒的同情。同时，老导演的自杀也给了威斯勒巨大的心灵冲击。他开始介入德瑞曼的生活，甚至当面劝说克丽丝塔做个真实的自己。在德瑞曼和克丽丝塔各怀痛苦拥抱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威斯勒回家叫来了应召女郎。这一细节暗示着，威斯勒开始对德瑞曼感同身受了。

第二阶段是在威斯勒准备向上司格鲁倍茨汇报德瑞曼的反政府行为的时候。之前对于“偷渡”一事的隐瞒不报，只是威斯勒同情心态下的网开一面，但这一次密谋撰写反政府文章，威斯勒兜不住了。然而在他准备汇报时，格鲁倍茨颇为自得地说了大致这么一段话：“艺术家分五种类型，德瑞曼属于第四种：无法忍受孤独，需要倾诉对象。对这种类型无限期羁押是最好的方式：完全彻底地隔绝，没有释放时间，禁止与任何人接触，不审讯不虐待，杜绝任何信息，使之没有任何感触可以引发以后的创作欲望。十个月后突然释放，他们就再也不会惹麻烦了。我们用这种方法处理过绝大多数第四型艺术家，从此不再写作，不再画画，再没有任何艺术行为。我们没有使用任何暴力，但收效显著。”多么恐怖的景象呀，我想，威斯勒听后，内心一定是战栗的。这种令人绝望的精神冷暴力会终结瑞德曼的艺术生命，进而彻底将其毁灭。那位自杀的老导演就是这种方式的牺牲品。这段缺乏人性的自白，反而激发了威斯勒长久蛰伏、正萌动渐苏的人性，他改变了主意，决定保护瑞德曼。

对于德瑞曼，如果说威斯勒第一阶段是宽容，第二阶段是保护，那么第三阶段就是拯救了。在影片后段，威斯勒奉命审问克丽丝塔，以获得德瑞曼定罪的证据-打字机的藏匿之处。在上司的监视下，威斯勒毫无悬念地得到了口供，他再也无法回头了。威斯勒要抢在“斯塔西”行动之前，拯救德瑞曼。这既是拯救他人，也是谋求自保，否则，他编造监听记录的行为也将暴露无疑。

通观全片，威斯勒的内心转变脉络清晰，符合逻辑和常情。威斯勒不是圣人，却是难得的好人，在如此高压统治、严密管控的环境里违背体制，是需要巨大勇气的。耐人寻味的是威斯勒的独身设定。有些独身的中年人性格孤僻冷漠，向极端发展就是偏执刻毒。显然，威斯勒不是这样，他冷酷无情的外表下面是一颗柔软的心，独身反而使他了无牵挂、勇气倍增。

这部电影是强权的丧钟，也是好人的赞歌。影片最后，当威斯勒拿起《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时，莫名的感动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后记：

      仔细琢磨，感觉汉姆普部长的人物设定有些用力过猛。虽然强权更容易产生腐败堕落淫欲霸凌的人物，但将这一现象浓墨重彩地表现，会一定程度地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对个人的批判，反而削弱了对体制的反思。更深刻地反思模式应该是，体制的执行者都是好人（至少不是坏人），但却对社会和民众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从这一点上看，《别人的生活》比不上《芙蓉镇》，甚至不如《天云山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