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袭长衫，一把纸扇，一声醒木，岁月长河里余音充盈

央视新闻

电脑版 2018-09-30 00:16

师胜杰：抖响现实主义包袱儿

出生在天津

我是天津人，我生在南市的胡同。我父亲师世元也是相声演员，但他一开始学的不是相声，他学的是手艺，是学织洋袜子的。他总在天津三不管、地道外、鸟市儿、谦德庄那块儿听相声，听大鼓，听太平歌词。那时家里很穷，我父亲从杨村到了城里，人家还没演出，他先唱一段太平歌词，说一段单口相声，行话叫“捡板凳头”。就这样，赚一点儿钱养家糊口。

来到东北

解放后东北需要艺术人才，我父亲就结束了流浪艺人的生涯，在哈尔滨安家了。我跟着奶奶在天津，6岁半到东北找爸爸。那时哈尔滨的相声阵容也很强大，也有很多艺术家。

我就在这种环境里耳濡目染，开始喜欢相声。不是认真地去学，而是解决温饱。那时候吃不饱，家里面冷，到了相声大会的园子里，都是回头座儿的老观众，看到我就知道师世元的儿子来了。那时园子里什么都有，观众常常给我点糖炒栗子、花生、糖墩儿、烧鸡，吃饱了，也听会了好多段相声。

登台表演

登台表演却纯属偶然。有一次，我父母表演完吃夜宵时，听到我在一旁自言自语了一段相声《捉放曹》。我是小孩子自娱自乐，但回头一看吓愣了——父母都停住了筷子，父亲的眼泪都下来了！后来我才懂得当时他的心情：那时候说相声是下九流，他不愿意我再干这一行，但仔细一听，我说的还“像模像样”，才落了泪。

父亲问：你跟谁学的？

我答：没跟谁学呀，自己听的。

父亲问：你会多少段儿？

我答：好多呢。《报菜名》、《地理图》、《夸住宅》、《汾河湾》……会好多。

父亲不信：“真的吗？你再说一段儿我听听。”我又说了一段儿。父亲听罢，哈哈笑起来，说：“这孩子说得可真好！你敢上台吗？”我也不懂得什么怯场不怯场，就说：“那有什么不敢的？”

第二天晚上，我父亲对观众说：“下面这段儿不收费，我和一个票友说。这个票友不是别人，是我儿子。”观众记得那个整天在这混的小孩，都哄堂大笑。于是我登台与父亲合说了一段儿《捉放曹》。这下不得了，观众的鼓掌叫好声仿佛要把房盖儿掀上天去！当时演员不兴返场，但是不说观众不干，父子俩便又说了一段儿。

就这样，我就成了园子里最小的票友，不到7岁。那时园子计时收费不卖票，你进场时开始计时间，20分钟算一段，离开时结算时间和费用。演员下来分份儿钱（工资），有人拿整份儿，我就拿破份儿，就是不足以与别人拿一样的工资。后来一发而不可收，有人天天来听我说相声，我天天上台。开始拿整份儿工资，养家糊口了。

崭露头角

1969年我被遣送到北大荒当了一名农工，农工不是兵团战士，是属于劳动改造的。这一去就是七年，那时我常常梦见舞台，什么时候我能再上台表演，什么时候我才能再当一名相声演员呢?

1976年，全国搞曲艺调演，兵团找到我，让我和姜昆一起说相声。姜昆是以兵团战士身份，我还是以农工的身份演出，但一想到我又能上台了，我真是太兴奋了。那次是在北京演出，我逗哏姜昆捧哏，我们表演的相声《赫哲新花》受到了一致好评，中国广播说唱团也看上了我们。但我的出身不好，结果姜昆就留在了广播说唱团，我又回到了北大荒继续做农工。

拜师

76年这次演出改变了我的命运。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赵连甲看我从小长到大，那次演出后他到后台找我，跟我说，“胜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我跟他走到外面，看见一个人穿着涤卡灰色中山装蹲在墙根儿抽烟。我一看，是侯宝林，十分震惊，我小时候的偶像啊！我下意识地给他鞠了一躬。侯先生站起来说，“小将，你好！”那时候都称呼年轻人叫小将。赵连甲说：“这是师世元的儿子。”侯先生说，“你父亲去世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你都这么大了。”说着说着侯先生眼圈儿就红了，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师胜杰与师父侯宝林

1984年，我到青岛参加全国相声新作演出评比，我表演《肝胆相照》。侯先生是那次活动的艺术顾问，第二天研讨会上他对我赞誉有加，说想要收我为关门弟子。

当时我不在场，有个记者把侯先生的话告诉了我。研讨会结束我就跑到侯先生的房间，我说：“我刚才听说了您要收我为徒。”侯先生说：“你都知道了？”我立刻就给侯先生跪下了，叫了一声“师父”，便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从此，我就拜入了侯氏门下。

创作

我的很多作品都在讲东北的故事，很多“倒口”用的都是东北方言。比如相声《郝市长》，郝市长的原型就是原来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后来到哈尔滨当市长，那个相声是根据他的真人真事改编的。

那时候相声创作必须深入生活，不能闭门造车，或者从网上扒段子。我们在创作《郝市长》的时候，不仅见到了人物原型，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光座谈会就开了好几次。比如专门到公交车站找到公交车司机，调查“郝市长”怎么坐公交汽车。那时候老百姓吃豆腐困难，我们深入调查市长怎么解决百姓困难。那时的创作初衷不是为了哄领导开心，到今天为止，观众也不知道我说的“郝市长”是谁，就单纯觉得这样的干部很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