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吾嘶电影

《我不是药神》是一部关于“良心”的良心之作。

“良心”是什么，是经常被狗叼走的那玩意儿，还是又经常被发现的东西？是可以论斤卖的吗，还是可以随时伸出右手摸到的？说句良心话，“良心”是一个很中国的词语，朱熹注解《孟子》时说，“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通俗地说，就是仁义本善之心，这是一个道德心理现象，与法律、利益、欲望并不直接对立冲突，但它们之间有时会互为矛盾。

 电影《我不是药神》正是要面对这样的矛盾，展示这样的两难困境，深挖人性中的脆弱之处，更从脆弱之处唤醒坚韧之根。这些都在电影中“治愈小队”的各个人物身上有所体现，这个小队分别由徐峥饰演的程勇、谭卓饰演的四慧、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章宇饰演的黄毛以及杨新语饰演的刘牧师组成。

 徐峥饰演的程勇是一个油腻的loser，开着一家不盈利的印度神油店但交不起房租，前妻要把儿子带到国外他只能靠死缠烂打，父亲在养老院但病发又交不起医药费，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好儿子、好爸爸，更不知道自己是谁，永远叼着一根烟，玩着扑克牌。

思慧的女儿患有慢性白血病，丈夫得知女儿患病跑掉了，自己混迹于酒吧跳钢管舞；吕受益、黄毛和刘牧师都患有这种病，故事由吕受益找程勇代购“印度格列宁”开始，因为国内卖的“瑞士格列宁”售价太高，已经买不起了。而瑞士医药公司的国内代理出场就被病患围堵，被骂是“没良心”。我们常说“无良商家”，其实就是广东话中“没良心的商家”的意思。刘乃文饰演的医药代理代表从头至尾衣着光鲜、面无表情，始终坚守自己的是正品，印度格列宁是假药。虽然他是一个扁平的反面人物，但他“合理合法”，只是被骂“没良心”。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程勇一开始也是一个“无良商人”，他从印度药厂以500元买进，然后以5000元卖出，虽然比瑞士格列宁37000元的定价便宜很多，但从投入产出比例来说他还是谋求了“暴利”。但他赚了钱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自己父亲安排进医院做手术，第二件事儿是公司搞团建并且为思慧在酒吧挣回了颜面。他第一次良心发现，是他与思慧想要发生点什么的时候，思慧患病的女儿站在门口盯着他，良心战胜了欲望。

“治愈小队”的良心是礼堂大战张长林院士时爆发的，刘牧师直接跑到台上去指出张院士是骗子，而后黄毛飞过去一脚，思慧绑好头发抡起椅子，随后一场混战。张院士卖的“假药”是无大害但也无益的真正的“假药”，是“无良商家”，相比而言，“治愈小队”卖的是有益病情但属于走私药品、没有进医疗手册的药品。

但也确如上，即使这种良心药品但也是不被法律允许的，不仅是中国的法律，瑞士也通过诉讼禁止了印度药厂的生产，这是侵犯专利，也是违法。当药品来源被切断，程勇自掏腰包为病友从印度代购药品，他也因此被病友封为“药神”，当然，他并不是，按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他还的。影片并没有放大良心与法律之间的“矛盾”，或者说两者之间并没有二元对立的矛盾，良心属于道德层面，法律就是法律，不因道德而废法，也不因法而不顾道德。周一围饰演的曹斌和一个老奶奶的对话让人泪目，但公安局长依然坚持依法办事，这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一个单一事件来说，程勇的做法虽然违法，确实也起到了救人的最终效果。但不能因果废因，而且如果开了这一个口子，任何走私、侵权也都有特殊性的话，法律的普遍性谁来守护。

“法律”是什么？法律是全社会认可、国家确认、立法机关制定规范的行为规则，而且由国家司法机关保证实施的，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种特殊行为规范。“良心”是什么？它是被现实社会普遍认可并被自己所认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的反映，是人们的各种道德情感、情绪在自我意识中的统一，是人们在履行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过程中形成的道德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它不是空洞的存在，而是存活于各种关系和具体社会生活之中。

《我不是药神》客观又深刻地呈现事件的各个层面，吕受益让程勇最初的代购、走私时“诱之以利”，劝说刘牧师时候是“晓之以理”，程勇看到思慧女儿时则是“动之以情”。当然不管如何，违法犯罪者皆要“绳之以法”，但此一过程中，良心起到了“行之以德，道之以德”导引作用。电影是丰富的，是复杂的，是深邃的，也是通透的。

《我不是药神》是现实主义的“良心之作”，它专注于由个体与个体的相互共存而交织成的较大规模的社会生活网络，是社会群体生活奇观的现实性及其转化。电影将社会生活空间的特异性、社会生活场面的戏剧性和社会生活困境的可解性统一起来，传递出对生命的乐观坚韧的态度，也通过一个群体将社会在医疗方面的进步呈现出来，有温度也有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