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第八十九届奥斯卡颁奖礼上，闹出了一个迄今为止最大的乌龙事件。后台PwC的工作人员忙着发社交自拍，而错把最佳女演员的信封递交给了最佳影片揭晓的环节。于是，颁奖嘉宾沃伦·比蒂和费·唐纳薇宣布《爱乐之城》荣膺最佳影片，而非真正的得主《月光男孩》。直到制片人发现问题，才在现场作了澄清，引起了一片哗然。

别看乌龙事件的第一当事人沃伦·比蒂和费·唐纳薇已然年届八旬，现在的观众也不怎么认识他俩。但若将时光回拨五十年，当时的这一对荧幕CP简直是火到不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单就沃伦·比蒂在某部影片中仰头喝可乐的形象，便使得「对瓶吹可乐」成为了爷们儿的象征，什么橙汁、雪碧，一概靠边站。这部电影，叫做《邦妮和克莱德》，还有一个侠义味道更浓的名字——《雌雄大盗》。

《雌雄大盗》改编自历史真实事件，其原型邦妮·派克与克莱德·巴洛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横行德克萨斯的「亡命鸳鸯」。两人以杀人越货、打家劫舍为生，在美国中部犯下了多宗抢劫案和谋杀案，并多次突破警方的围剿。他们的滔天罪行不仅令警方雇佣赏金猎人来追捕两人，更引起了FBI的关注。最终于1934年5月23日被伏击的警方击毙在路易斯安纳州的一个小镇，他们的死讯轰动了全国，吸引了上万人来到当地凑热闹，15美分一瓶的啤酒涨到了25美分。据验尸官说，狂热的围观者试图拿走邦妮和克莱德身上所有能拿走的东西作为纪念，甚至还有人打算割下克莱德的耳朵。

为什么这样一对罪行累累的所谓「坏蛋」居然能够引发如此让人看不懂的效应。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们身处的三十年代正值大萧条时期，底层民众普遍焦虑不满，银行、警察遂成众矢之的。在社会矛盾异常激烈的情况下，邦妮和克莱德的浪迹天涯、劫富济贫被寄托了相当的情感，乃至被描绘成绿林好汉，满足了人们反抗富人和强权的幻想。甚至邦妮一路上留下了很多照片和诗歌（后来被刊登在报纸上），在广大文青中间亦传颂良久。

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自然是改编成电影的绝佳素材，那么为何直到1967年才上映呢？这要从两方面说起。一方面是六十年代的美国正处在剧烈的社会与政治动荡时期，深陷越战泥沼、民权运动高涨、经济大幅衰退、政治危机四伏。在年轻人中间，由此而生的叛逆心理通过「性解放」、「嬉皮士」等运动体现了出来；另一方面则在电影行业本身，电视的出现导致了电影的必然衰退。同时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法国新浪潮电影、日本电影对好莱坞的制片体制以及电影美学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使得美国电影也在谋求改变。1966年，禁锢美国电影内容三十多年的《海斯法典》正式被废止，为《雌雄大盗》的拍摄清除了最后一道障碍。

在此之前，这部电影几经周折。编剧大卫·纽曼和罗伯特·本顿把弗朗索瓦·特吕弗的《祖与占》看了十二遍，随后写出了一部明显带有欧洲风格的剧本，并得到了特吕弗和戈达尔的高度评价。特吕弗还曾有望亲自执导本片，可惜考虑再三后仍选择了放弃。当时的好莱坞是不欢迎这样的故事的，好在慧眼独具的沃伦·比蒂买下了剧本，邀请阿瑟·佩恩出任导演，并由他担纲男主角。

华纳起先并不看好《雌雄大盗》，没有英雄、没有正义、主角是两个强盗、尤其是男主角还是个跛脚的性无能。但没想到这部被划归B级片、只能在汽车影院和个别地区放映的电影受到了年轻观众与评论家的热情追捧，以至于华纳在比蒂的要求下延长排片，收到了巨额票房。结果除了两位主演名声大噪，成为了风华绝代的荧幕CP之外，电影本身也获得了多项奥斯卡提名，并摘得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摄影两个奖项，更被美国电影学院选为AFI百年百大电影第42名。

用如今的眼光看，本片似乎并无多大魅力。但要知道在当时它有多么得新奇反骨：片头所采用的字幕形式资料照片强调了人物的历史传记色彩、强调了叙事的真实性和纪录性；两位主角虽是俊男倩女，但身份却是江洋大盗，还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颠覆者；结尾处邦妮和克莱德被警察打成筛子的景象既反映了真实情况，也第一次向观众展现了如此残酷而美丽的杀戮方式，从此打开了「暴力美学」的闸门，为后世许多电影所仿效。

更重要的是，这部的电影造成的影响波及了往后整个好莱坞甚至世界电影的走向，这是连主创们都难以逆料的。1967年的《雌雄大盗》与《毕业生》被视作新好莱坞电影运动的起点。两部电影中的台词：「她是邦妮，我是克莱德，我俩来抢银行。」以及「你能告诉我四年大学生活究竟有什么用吗？」狠狠击中了当时年轻一代的心里。没有它们在旧势力上开凿的缝隙，也就没有之后电影中那么多甜美的「自由」和「幻想」，也就没有弗朗西斯·科波拉与马丁·斯科塞斯们的伟大创作，更没有那些具有新现实主义气息的新晋演员的艺术表达。以此来看，《雌雄大盗》堪称颠覆好莱坞电影创作的一大里程碑。

最后多说一句，《雌雄大盗》上映后，就有一些受害者家属指责影片美化了罪犯的形象。不过，邦妮和克莱德的个人英雄主义倒是从未在历史中褪色。直到今天，还有人来到邦妮和克莱德墓前给他们献花。新事物的诞生，多半有着正反两面，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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