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岛

看这部电影时，让我时不时的想起我的一个记者朋友王克勤，他虽然不是通过过境购买药物平易市场而引发百姓对社会的愤怒风险，但却是通过救助百万“尘肺病人”，帮助政府解决社会不公而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隐患，其意义与价值与电影中的主人公程勇（徐峥饰演）具有同效性。我们的社会太需要像王克勤、陆勇这样敢于担当的人。

电影中的程勇，尽管始初为了父亲的病接下了境外走私治疗“白血病”药物，不情愿的去铤而走险，但之后发生在他身边的悲剧，以及他与白血病人的接触，似乎改变了他人生的目标与轨迹，尽而从道义上完成了自己的精神救赎与社会救助的推动，也从某种意义上推进了国家在相关制度与法规的改变，这样的意义不仅具影响社会的救助改良作用，更具有高度的文明性。

有人把电影《我不是药神》往奥斯卡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上靠，说是中国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这不能说不靠谱，起码从电影的故事情节上有接近之处，都是特殊病人群体，为了治病相互帮衬，都需要解决经济与高价药问题。

但实际上，两部电影各有各的特色，不同的国情与社会制度也使电影有了性质上的不同；其中的文化性与电影的艺术性不同，电影的背景与电影的国家意义也不同，但它的社会生命意义与个体生命意义却是相同的。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更突出西方的救赎文化观，这些似乎更符合欧美电影的生命主体性和电影市场需求；而《我不是药神》更突出的是人性的善与恶，社会与政府的职能作用等等，电影上升到了生命价值意义的高度，这样的诠释，不仅带动了问题的探讨与问题的展开，比如救人与法、道德与市场、良知与产业等矛盾冲突，更多围绕这些社会突出的“救命”问题进行展开。

在中国这个特殊环境中，《我不是药神》的意义更具有震撼性，更具有百姓共鸣心里，相对于电影的故事与背景，《我不是药神》要比《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更具有感染力，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它的熟悉程度与疼痛感历历在目。

电影的选材是中国弱势群体中的特殊人群------白血病群体。这个群体在中国也有几十万之巨，病人依靠高昂的药物维持生命，使其生命的疼痛感强烈外溢，感染着每一位生存在类似环境中的人们，这不是简单的引起白血病群体的共鸣，更是处在这一阶层千万百姓的共鸣与心声。

故事的原型也来源于真实的故事。我记得，曾经一位叫陆勇的病人，他因为帮助病友从印度购买抗癌药，涉嫌违法卖假药被抓，最后被免予起诉，无罪释放，这在当年事件中被媒体报道得沸沸扬扬，也因此推荐了中国社会救助的政策倾斜与改良。

《我不是药神》把病人全部放在了“白血病”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背景中，使其“燃爆点”更有魂魄感。

电影故事虽然是小人物遭遇特殊病人群体，混杂着自己生存艰难的苦痛，但前前后后触及的却是一个社会的疼痛，一个时代的疼痛，是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耳闻目睹的生存痛点。电影里的丰富故事与我们整天奔波，以及自己、亲人和同事因高额医药费而无法医治，或家破人亡或痛不欲生经历有着息息相关，电影用现实撕裂生命，让毁灭来呼唤与完善救助体制，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意义。

电影里，真正卖假药的张长林在程勇说：“有一种病最难治，那就是‘穷病’。” 这句话听着发出扎心，但却道出了现实社会的残酷性，但程勇的这股暖流却在融化着残酷的坚冰。

这部由宁浩、徐峥监制，徐峥、王传君、周一围、谭卓、章宇、杨新鸣等主演的电影，在保持了宁浩与徐峥一贯的尴尬窘境喜剧风格外，更注重现实社会价值体系意义的表达与呈现，感受那种‘穷病’下生存的百姓悲苦。不过，电影的喜感淡化的观赏的疼痛感，又不失客观的社会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