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文本中的阿飞

重看《阿飞正传》有一个感受，似乎阿飞身上的浪子光环似乎正在消失，有一个朋友说以前还挺喜欢这部电影的，人生迷迷茫茫，似乎大家都曾经是一只“无脚鸟”，但重映后再看却犯恶心，觉得这样一个自恋混乱的男人哪里值得爱。以前对这部电影的文本的解读中，阿飞是90年代香港大环境的文化认同迷失的代表也好，是殖民地浪子爱情也好，甚至是疏离混乱的青春也好，其实都有一种“人是复杂的”描述在里面，而今天没有人再会为“无脚鸟”这种文艺的表述迷住，无非是借口而已，非得说得自己迫不得已，彷佛生来带着原罪，不扣女就不舒服。只不过善恶容易分辨，人性的张力却不一定，而我们的阿飞恰好卡在这里，他是有点滥情，但又有“热带暴雨”和“痛失亲母”为他的行为辩护，因而构成了他独特又复杂的人性。只不过电影主角随时光轮转，旧时代的角色被社会的确定性追求淹没，阿飞们在今天也只能被统一地被称为——渣男和渣女。

三观审查下的阿飞

“确定性“其实来自大众对于事件真相缺失的焦虑，无非是一种自我的保护本能——我们的媒体们并没有承担调查真相的责任，因此大众和媒体相互作用促成神圣个体光晕的消失，确定性或者说标签化便成了最便捷处理人间八卦之事的手段，对坊间传闻的快速道德审判让我们处于道德高地的快感，“不分手留着过年吗”“渣男绿茶婊无疑”“傻逼直男癌”，吃瓜群众看得饶有兴趣，当事人却一脸茫然，准备好的一箩筐的罗生门素材居然没用得上，就被单方面封为渣男渣女直男癌，如同图书馆取阅图书，看完目录和上架建议就等同于读完一本书，这当事人或者作者来说是一件多无情的事。

也恰恰是确定性致使浪漫化的叙事大面积消亡，以王家卫为代表的浪漫派导演们被“进步”的观众们抛弃，取而代之“正义快感”的影像的风靡。

只是当我们看着《湄公河行动》和《江湖儿女》，为公平正义叫好的时候，谁再为我们的爱情心事买单呢？迷人反派角色的消亡其实是这个时代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