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海一法院公布三年互联网民商事案件：收案翻番，携程占半数，拼 多多一家翻10倍！）

解铃还须系铃人。

如今，互联网企业迅速发展，互联网交易行为愈发频繁，涉互联网纠纷案件数量也水涨船高。2018年1月2日，上海首个互联网审判庭在长宁区人民法院成立。在互联网审判庭成立一周年之际，昨天下午，一场主题为“创新与探索：优化营商环境视阈下的互联网审判”研讨会在沪召开。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优化‘互联网+’营商环境的法制路径”和“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背景下的互联网审判” 这两个主体展开热烈而深入的探讨，对如何突破时空限制、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诉讼效能，从而实现互联网与审判工作深度融合提出真知灼见。

上海市上海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刘晓云出席研讨会并讲话。

近四成购物类纠纷系仓促下单所致

研讨会上，长宁法院发布了《涉互联网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长宁法院共受理涉互联网民商事案件2971件，审结2840件。涉案总标的为8694万元，平均审理天数为36.77天。从年度分布上看，自2016年收案639件到2018年收案1264件，三年间收案数量翻番，可见互联网技术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介入之快，渗透之广。

在受理的案件中，涉案平台主要集中在携程、拼 多多、驴妈妈等企业。其中，携程案件最多，达1936件，占近三年案件总数的65.16％；拼 多多位居第二，达521件，占17.54％；驴妈妈位列第三，达255件，占7.57％。

值得注意的是，拼 多多作为新兴企业，业务规模呈几何式增长，案件数量亦出现爆发式增长，收案数量由2016年的26件增至163件，增幅达527％。2018年拼 多多收案数攀升到332件，增幅103％。2018年9月，长宁法院向拼 多多平台发送司法建议，使其对关联店铺、虚假发货、描述不符等违约情形的处罚规则作了实质性调整，平衡了平台、消费者和商户三者之间的利益风险分配。2018年下半年，拼 多多收案数由8月的50件逐月下降到12月的11件。

长宁法院认为，网络消费便捷性与审慎性之间的矛盾是导致纠纷多发的重要原因。在长宁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中，服务类、购物类纠纷占到90％以上，其中有近1/4系消费者在签订电子合同时未对合同内容作认真阅读、思考、仓促下单所致。同时，平台在交易模式的设计上往往追求简单高效，忽略了对复杂交易模式的控制性。例如一些网络借贷案件，从表面上看，借款人逾期还款或者失去还款能力是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但平台为快速提升业务量，放松对借款人基础背景审核是案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互联网既是纠纷来源也是解决利器

“个体、小额、人众、面广、即时、快速、多发、简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用这8个词总结涉网类民商事纠纷。在他看来，若涉网案件仍遵循传统的司法制度办案，成本高、耗时长将是两大问题，也会激化案多人少的现实矛盾。

“互联网技术既是纠纷的来源，也是解决纠纷的武器，更是促进审判理念、审判制度和司法工具更新的推动力。”浙江省法学会金融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有星如此说道。

“网上纠纷、网上解决”，长宁法院经过一年的探索，建立了互联网纠纷集中审理的“长宁模式”：打造一支专任审判团队、开发一个专属在线平台、整合一套专门诉讼规则、推出一批精专案例、编辑一本专著。在线上诉讼中，更会为当事人提供要素化、模板化的诉讼文书，极大提升了审理该类案件的效率。

审判中综合运用互联网新兴技术，并非是简单的互联网+法院，一个纯粹技术上的运用，而是一种制度与机制的提供，以需求为导向，充分考虑诉讼参与方、法官、法院，以及政府、社会、市场等各方面需求。

“互联网审判综合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审判流程再造和诉讼规则重塑，是对传统审判方式的革命性重塑。”李有星教授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互联网法院涉及审判平台的专家告诉他，在现行民诉法的框架下寻求新规则、新流程要花费太多精力。

除此之外，李有星教授指出，体制性、观念性、制度性、管辖性、执行性、数据接入、专业人才和考核等问题都是“网上纠纷、网上解决”的重点、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