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上映一天，赞美之词已经铺天盖地。可能是前期吹得太狠了，小饭看的时候没觉得有那么好，平心而论，9分虚高了，8.5分以下比较恰当。有一说一，不吐不快，今天小饭就冒着被口水喷死的危险，分析一下《我不是药神》里的诸多败笔。

（以下含大量剧透，慎入）

一、人物设定未必“现实主义”

从网上的评论来看，影片中最催泪的一段，是一批购买印度药的患者被抓进派出所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站出来，抓住警察双手乞求：

“我求求你别再追查印度药了行吗？我病了三年，4万块钱一瓶的药，我吃了三年，房子吃没了，家人被我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你们非说它是假药。那药假不假我们能不知道吗？那药才500块钱一瓶，药贩子根本不挣钱。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生病吗？你把他抓走了，我们都得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行吗？”

影片安排一位白发老人来说出这段患者心声，如愿收获了许多泪水。

但比起这位老人的遭遇，现实更为凄凉。

在中国，大多数老人生病最怕的就是拖累儿女，因病离家出走、跳河、卧轨、上吊的新闻屡见报端。

也有砸锅卖铁坚持活下去的，但久病床前无孝子，难免与儿女发生龃龉。

像片中这位白发老奶奶，患癌三年，吃掉房子，吃垮家人，仍然活着，可见这是一个小康之家，家人也没有嫌弃她。

对于一部高举现实主义大旗的影片来说，这个人物形象远远不够“现实”。

再说一个重要人物，瑞士诺华公司中国区代表。影片为了塑造对立冲突，将这位西装革履的代表塑造成一心逐利、毫无同情心的商人。慢粒白血病患者来到公司门前举牌抗议正版药太贵，他盛气凌人地表示，我司药价合理合法。

众所周知，医药企业研发抗癌药成本极高，一款药的成功，背后投入动辄数十上百亿美金，而且专利保护期一般只有7-10年，为了收回成本、盈利和投入新的研制，不得不定高价。

这是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事，但这位代表面对客户，丝毫没有解释、沟通的欲望，明明有理，说出一种傲慢的无理感，智商情商和公关能力堪忧。

在现实中，上市伊始，诺华就和中华慈善总会开展了患者援助项目。中华慈善总会接受采访时称，格列卫项目起初只对城乡低保户病患全额免费提供援助药品。但面对每年30余万元的费用，很多非低保患者无力承受，只能终止治疗。

此后，中华慈善总会与诺华制药多次协商，尝试对非低保患者施行3+9的“共助计划”——患者自费承担前3个月药费，后9个月免费领取药品。

“格列卫在全球的出厂价都差不多，但是全世界只有中国有慈善赠药的举措。作为企业，诺华已经做到极致了。”一位诺华前高管告诉记者。至于在中国药价为什么仍然如此高昂，就属于敏感领域了。

与诺华公司的慈善举措以及上述高管的言论相比，片中这位高级经理人的表现，是很不“现实主义”的。

最后说说牧师。国产影片近年来很喜欢加点基督教元素，如《金陵十三钗》《非诚勿扰》，《动物世界》主角郑开司也化用了新约圣经里的句子。本片中的牧师，是以患者与英语达人的双重身份，加入程勇售药阵营，主要负责与印度药厂电话沟通，但作用仅限于此。

《我不是药神》谈的是生死大事，这是基督教的重要主题，但影片并没有谈论死亡与救赎，这位牧师在面对教堂大批病友时做的不是布道，而是发药。甚至他在指责卖假药的张长林时，一句话暴露出他根本对基督教一无所知——他说“你卖假药害人，你会下地狱”。

稍微对基督教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按照基督教的“原罪”教义，世人生来有罪，都要下地狱。所谓“做坏事下地狱”纯属门外汉的言论。

牧师这个设定，也很不“现实”。

二、情节生硬

首先，最穷的黄毛是怎么活下来的？4万元一盒的药，他肯定从来没有买过。影片中的患者害怕有菌环境，总是戴口罩。可黄毛身体倍儿棒，在屠宰场上班，也不戴口罩。在程勇转行开服装厂的一年期间，张长林控制了印度仿制药的代理权，从5000元/盒涨到2万元/盒，“眼镜”吕受益吃不起，很快病情就恶化了。但是黄毛仍然活蹦乱跳，这如何解释？

从影片开头到结尾，你几乎看不出黄毛是个癌症病人。

其次，思慧的戏十分生硬。为了患癌的女儿，她不得不去夜场跳钢管舞。作为病友群主，她成为了程勇售药链条上的重要中间人。影片为了表现小人物的生存处境，给思慧安排了两场戏，一是卖药赚到钱后，程勇带着几名骨干去思慧工作的夜场喝酒，当服务生叫思慧去跳舞时，愤怒的程勇砸出一沓又一沓钞票，换来服务生自己上台。服务生卖力演出之际，镜头给了台下起哄的思慧一个特写：她流泪了。

这场戏用心昭然，但在艺术上缺少感染力。为什么？因为没有铺垫。影片并未对思慧的工作处境和屈辱史给出哪怕一个镜头。服务生来叫思慧上台时，也没有半句羞辱言辞，因此，要对程勇的愤怒和思慧的眼泪生出同理心，需要观众自行脑补大段剧情，而这工作本该由编剧和演员来完成。

悬疑推理剧可以留白，但反映底层困境的现实主义影片，必须充分呈现细节。这场戏无疑是苍白的。

接下来的一场戏，散场后程勇以送思慧为名跟她回家，在思慧的蜗居，程勇先是兴奋地脱光光等待思慧出浴，但看到思慧小女儿天真的眼神后，他欲火全无，拒绝了投怀送抱的思慧，叮嘱“别吵着孩子”，头也不回地离开。镜头给到思慧，她露出了一个微笑。

这场戏的用意，主要是呈现程勇不仅仅是个唯利是图的小商人，在他心底还有一些人性之光。但是，思慧的投怀送抱让人费解。是出于报恩心理，还是带男人回家是一种日常交易？从她例行公事般的言行以及最后的微笑来看，似乎更多是后者。但理解这点同样需要观众脑补。要知道，钢管舞女和妓女并不是一回事。

再就是警察表现水平很不稳定。在遍地是摄像头的上海，半年抓不到一个张长林，偏偏他还不跑路，就要待在上海。在夜间程勇散货时，警察却神兵天降，将他们包了饺子。

此外，程勇第一次售药时，在张长林的恶意举报下，警察搜查过程勇的店，没有发现仿制药，但对许多锦旗感到疑惑。这次举报和出警记录，是必然会纳入假药案卷宗的。一年后，张长林在逃，而假药再次出现，此时警察竟然完全没有想到程勇，最后是曹斌根据更早之前的打架记录怀疑上了程勇，这不合理。

显然，编剧在警察办案这部分完全是天马行空。

最后是“眼镜”之死十分突兀。“眼镜”病情恶化，妻子要求医生硬上骨髓移植。按理，骨髓移植手术后，需在医院无菌舱里待20-30天，再转到普通病房，密切观察恢复情况和排异反应。但片中，“眼镜”给人感觉是手术后当天就回家，半夜醒来不舒服，他也没喊醒妻子，默默地死在家中。

这让人怀疑导演唯一的目的就是把“眼镜”赶紧搞死，好推动剧情——程勇的“觉醒”。

三、主角爆发时缺少说服力

影片最后，程勇发生重大转变，从一个蝇营狗苟、一心赚钱、家暴、离婚的印度神油店小老板，变成一个铁肩担道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拯救者”，放弃一切，甘冒坐牢风险去贩药，只为广大病患“续一秒”。

这是韩国电影的常见套路，一个经典之作是《辩护人》。但相比之下，《我不是药神》中主角的觉醒与爆发，明显缺乏说服力。

程勇并不是一个道德高标人士，他很穷，日子很不顺，除了赚钱和打老婆，他少许的善意全给了儿子。第一次售药，是出于经济需要，他把进价500元的药卖出5000元，随后面对张长林的恐吓和警察的搜查，他没有任何抵抗就选择了放弃代理权，毕竟坐8-15年牢甚至无期徒刑，是难以想象的风险。

这和《辩护人》中的税务律师宋佑硕（宋康昊饰）有些相似。但在层层渲染个体命运、为爆发做铺垫时，《我不是药神》显得乏力。

程勇的转变，唯一的驱动力，是“眼镜”之死对他的冲击。其他几位朋友，黄毛、思慧、牧师都还活着；而广大的不知名患者的命运，不可能让他有过多的愧疚感或者责任感。

那么“眼镜”之死，是否足以令程勇变身天使呢？从影片前期的铺垫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在电影中，一个市井小人物的身上要产生巨大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并且令人信服，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作，是建立主角与具体受害者命运的深度交集。

程勇和“眼镜”的私人生活，只发生过一次交集。“眼镜”请程勇到家中吃饭，程勇看到了摇篮中的小孩，“眼镜”的妻子把荤菜推到程勇跟前，郑重地敬了他一杯酒，自己一口干了。两个男人谈论了几句儿子爱爸爸还是爱妈妈的亲子话题。

坦白说，这次吃饭不足以让程勇与“眼镜”一家就此结成命运共同体。

在《辩护人》中，影片反复渲染宋佑硕与饭店的命运交叉。还是个穷学生时，他就欠下饭店老板娘的人情，也亲眼目睹她和独生儿子的平安生活，多年后他成为税务律师，饭店老板娘的儿子由于参加“左翼”运动被当局抓走，他被迫卷入他们生活的悲惨转折。恩人的冤屈与痛苦，如大锤一般反复击打着他的心，最终迫使他像至尊宝一样戴上金箍，义无反顾。

被当局抓走的不只一人，而是一群学生。但影片只选取了一个学生，让宋佑硕的命运与其家庭深度相交。由此而来的爆发，是可信的。

而《我不是药神》主角面对的同样是一个群体，但“眼镜”、思慧、黄毛、牧师四个人的存在，导致没有一个人有充足的戏份与程勇建立关系，说严重点，都是泛泛之交。

因此，“眼镜”的死，让程勇产生的愧疚感和道义冲动，是否足以令他放弃自己的孩子（放弃抚养权，送去美国给了前妻）和事业（月赚几十万的服装厂，比神油店强多了），并冒着最少8年、最高无期的牢狱风险，去为广大不知名的面目模糊的绝症患者，买回一批续命药？

答案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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