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的棒棒》进行点映时，何苦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中国最有力气的导演。”

在采访时，何苦再次重复了这句话。此时他在一群媒体工作者的包围中，穿了一件干净，却一看便属于体力劳动者的无袖上衣，衣服上有几个并不是为时髦而破损的口子。

这个定义听起来有点荒谬不经，如同他的片子和个人的经历一样，带着一点传统式的中国男性的浪漫，是被时髦者评价“老土”，被有知识者称“堂吉诃德”，容易被嘲讽为“直男”的浪漫主义风格。

这个看起来与艺术毫不搭边的男人，干了一件现实社会听起来荒谬不经的事情。2014年从部队转业后，他把丰厚的退伍安置费丢给父母，拿着1300元生活费，加入重庆的体力劳动者“棒棒”集团，和这些平均年龄60岁的几位“棒棒”们，生活了将近一年，拍摄了自拍体纪录片《最后的棒棒》。

这不是某种轻浮的“采风”“积累素材”。在镜头里，何苦和棒棒们一起扛包、拎袋子，做大量需要强大体力支撑的工作，然后赚回十块二十的零钱，被简易自主快餐店的老板娘嫌弃吃得太多。

他把镜头伸到了一个以体力为门槛，以汗水为计量的世界里，然后自己迈过了这道门槛，记下了在以体力为生的年代里，理所应当的生活逻辑。

虽然这样的逻辑，就像“棒棒”一样正在被世界遗忘。

《最后的棒棒》拍给谁看？

《最后的棒棒》去年在网络上播出后，一时引起无数好评。

电影版《最后的棒棒》的制片人也是在看过电视系列片版本后，主动联系了何苦。何苦自己坦言，当时两万六的价格卖给爱奇艺的时候，压根没有想到电影版的事，在许多人的强力要求下，他才进行了电影版的剪辑，并做了一些关于“棒棒”们现状的衍伸。

然而，走进院线，就注定这部片子要被大众审视和评价。电影版上映前后，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评价蜂拥而至，褒贬不一。200万的宣发费用，也让这部影片的状况并不十分理想。

何苦对此没有什么担心。许多人都为他担忧，担忧宣发费用不足，票房不佳。而他却开着自己的车，去了乡村放映自己的片子，就在点映前几天，他还在一个仅有三个人的场次上放了自己的影片，来的人是一位留守老人，带着自己家的两个孩子。何苦陪着他们看完了这一场电影。

他对谁会喜欢这部电影，谁又会不喜欢这部电影，心知肚明。

“我们拿着纪录片的题材，不靠内容去找市场，光靠情怀，即便让《人民日报》写一篇稿子，即便你哀求所有人，有什么意思呢？票房不好，我最多写一个公开信说，片子不好看。院线给我排了，我感谢院线。如果没有人不买票，该下就下，我绝对没有半句怨言。”

“把情怀留给市场，把脸留给何苦，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天天让别人关注，别的好片看不着，观众又不想看烂片，我站着茅坑不拉屎，占着别的好片的档期，你说我丢得起那个脸吗？”

这话听起来颇有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乡野气，却又十分耿直。他像一个传统又朴素的中国农民一样，希望自己靠付出生存，看重自己的尊严。

关于未来，何苦表示自己除了还会追踪“棒棒”们的生活外，还在做新的素材积累，2014年拍摄《最后的棒棒》结束后，他再一次把镜头对准了一群敏感人群。

或许是他身上体力劳动者的痕迹，让这些经常出现在“快手”、“抖音”里的群体，在他面前却可以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他也有能力让这些真相出现在镜头里。

“城管大多数并不是那么坏，他只是在完成这个城市赋予他的职责，但也不一定是每个都值得可怜。他们最期待的就是能有一部法律，像北京也只有一部《城市卫生管理条例》。这种条例，他们去执法，就只能进行劝说。那劝说不敢用，怎么办？也不能怎么办。”

“高素质的人才不可能当城管的，像我进入这个大队，临时城管才1900块钱，不到2000元。城管的流动性特别大，进进出出，他们在搞招聘的时候，来报名的人，初中毕业都没有几个，你能要求他具备素质去执法？它的现状就是这样。”

何苦一直勇于挑战一些除了他少有人会去拍的纪录片，而他对纪录片也有着自己的一套定位。他认为，纪录片的价值有在于让人看清那些表面上没有看到的事情，或者在碎片式的信息接受过程中，没有了解清楚真相的事情。天生的倔劲，让他想奔着一个挑战努力：把这件事真正地呈现给观众。

一个“二杆子”的拍摄者

何苦的成长经历听起来与“电影”二字扯不上什么关系。小学考初中，何苦复读了4年，好不容易14岁上了初中，被开除了3回。何苦的父亲把一头留着过年的猪杀了，开拖拉机找校长送礼，好不容易才让何苦读到初中毕业。

而进部队，他坦诚自己只是为了不继续读书。从侦察兵到政治处的报道员，为《解放军日报》撰稿。十七岁，第一次写简单的通讯，表扬部队的优秀连长，在同一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了十一年，何苦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万多字的简讯。

当时何苦的老领导哭笑不得：“你自己看看，这个稿子一万多字，发在《解放军日报》上还要发两个版，我干了这么多年的新闻工作，还都没发过两万字的稿子。而且，一个连长，工作这么多年还没得到提拔，你觉得读者会怎么想？”

何苦形容当时自己像是被开了窍：“五雷轰顶，从那时候我才开始学会如何思考问题。”两年时间，他写了八篇稿件，倚靠这八篇稿件，他被提干升为军官，随后工作也被调整为电视记者。

他绝非什么天分不俗的创作者。何苦的第一次拍摄电视新闻，赶上了1998年抗洪救灾。“当时我在大坝上，扛着机器拍的可高兴了，因为对机器有特别强烈的好奇心，左推右拉前后摇，最后我把素材交上去，审素材的编辑们都看吐了。”

但从部队出身的何苦，对自己的错误有着简单的逻辑，一个错误只能犯一次。很快，他就以积极的态度胜任了这份工作。随后，他再次被调任至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

“去学习的第一天，同事拿来了一则简讯让我编辑。当时军事报道每天下午大概五六点钟开始审核当天的片子，主编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说：‘这个简讯谁编的！这是人编的吗！’”何苦谈起这段经历时，哈哈大笑。

成长的经历，在他描述起来，没什么情感上的负面色彩，甚至有些幽默。其后，他还曾在重庆卫视工作两三年，担任制片人，负责专栏工作。

原本，这样的工作，加上部队经历，让他本可以这个岗位上还可以舒舒服服度过不少时日。然而，2013年的4·20雅安地震，让他的人生产生了转变。

“当时我开了一台很先进的装备去现场，那台车花了好几百万，里面装着各种传输设备，然后我就成了一个司机，每天往返，只是搬运视频素材。其实在那个地方，找个地方把天线架起来，就可以把素材传走，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后来我就在反思，好像是不行，真的有点力不从心了。”

一个部队出身的干部，即便转业到地方，也同样有着很多工作可供选择。而何苦居然选择了当一个“棒棒”。这在辛辛苦苦一辈子的父母听起来，简直难以想象。埋头劳作的父母连夜包车，花了一千多块钱赶到重庆，就为了搞清楚在部队干得好好的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前转业，去卖力气的苦力。

何苦后来在网络上晒出了自己给父母写的信，洋洋洒洒五千余字，从自己的函授大学文凭，到“庸人报国，就用不着麻烦地方了”，再到嘱咐自家父母熏猪肉的小事，娓娓道来。

“父母看过以后有什么反应？”他笑道：“我爸说，没看，卷烟抽了。”

在大众价值观里，自找苦吃，寻找挑战，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但何苦从自己没觉得自己拍《最后的棒棒》在吃苦：“我流了很多汗，但没有吃苦。”

这对于他，以及很多体力劳动者来说，是一个最简单的逻辑：

流汗，是理所应当的，不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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