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与朋友一道去看了姜文的新片《邪不压正》，剧情不必多说，相信有不少文章都做了详述。

看懂也好，看不懂也罢，都是自己的理解。导演想表达什么，观众看到了什么，永远都是两回事。互不谦让也好，针锋相对也好，惺惺相惜也好，都好，都好。

为啥好呢？因为动脑子了。总比那些看完不动脑子的强吧。

回到家中，忽然想起这还是个系列，北洋三部曲。兴之所至，把前两部也看了一遍，精彩，着实精彩。不由得想起了一本书《最是惊艳民国范》。这本书呢写了民国时期的很多人，很多事。很有意思，有空的时候不妨读一读，消遣一下。

这里呢，聊一聊文人的民国范儿。

民国是一个短命的朝代，1911年—1949年，半个世纪都不到。但这个短命的朝代非常丰富、非常精彩，可以说是一个“华丽的乱世”，在知识分子当中，出了不少“民国范儿”。

民国范第一个特点就是对知识的态度。

尽管时局动荡，条件恶劣，中国近代学术大师却层出不穷，闻名后世的胡适、刘文典、吴宓、钱穆、金岳霖、冯友兰、傅斯年、马寅初、李叔同、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辜鸿铭、梁实秋、张恨水、林语堂、沈从文、鲁迅、翁文灏、李四光、丁燮林、朱家骅……皆成名于民国，造就了中国最后一个大师时代，甚至有“民国以后，再无大师”的说法。

1917 年 1 月 4 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脱下礼帽，谦逊地向迎接他的校役们鞠躬，这是这所官僚大学的头一遭，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他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观点各异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周树人兄弟等陆续被请入北京大学的大师阵营。

陈寅恪先生当年连大学文凭都没有，只发表了一篇文章。梁启超推荐他到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清华校长有点儿为难，梁任公就生气了，说：“这个陈寅恪半篇文章就抵得上我梁某人著作等身！”校长一听，梁任公都这样肯定陈寅恪了，立即同意聘任，因为他信任梁启超的眼光，信任大师的学术品位，而不相信数字。

尽管民国时期战争不断，但大学数量并未减少，数量上持平，这可谓是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其中，不得不提一下西南联合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在昆明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2000多人 。西南联大在自己的校歌《满江红》中写道，“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而《勉词》中也有：“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

西南联大在办学期间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却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其中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佩云、王汉斌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还有171 位两院院士及 100 多位人文大师。

第二个特点就是不畏强权，保持自我。

章太炎先生用袁大总统赏赐的勋章做扇坠，去总统府门前大骂袁世凯。马寅初先生在抗战时期公开批判当时的国民政府，让他吃尽苦头。 刘文典在国立安徽大学任校长时，遇上一场较大的闹学风潮，这时蒋介石刚好在安微视察，便让刘文典去见他，不料两人一言不合就开骂，蒋介石骂刘文典学阀，刘文典毫不示弱，大骂蒋介石是军阀，蒋介石扇了刘文典两耳光，刘文典一脚蹬在蒋介石的腰上，随后两人同时被拉开，最后刘被拘留七日，可见，刘文典不仅是个有学问，真性情，还是一个不惧权贵的人！

刘文典

如马寅初章太炎刘文典这样不畏权贵保持一份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很多，民国前期的“萍水相逢百日消”的著名报人邵飘萍和林白水如此，民国后期的“我们的百万读者”可敌蒋介石的百万兵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如此，一生嫉恶如仇令当局痛恨令民众景仰的鲁迅亦如此。就连后来被人妖魔化的胡适、傅斯年等人也是努力要保持一份独立的人格。

第三个特点就是面对死亡，无所畏惧。

无论哪个时代，从不缺少为了国家大义慷慨赴死之辈，民国更是如此。

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闻一多，朱自清……这些人连死都是那样的令人拍案惊奇，大家熟知的死于国民党特务枪口下的闻一多自不必说，宁肯饿死也不领美国粮的朱自清也不必说，那个积极参与五四并在后来不买军阀帐的邵飘萍先生据说在天桥行刑之时，对刽子手及监刑的人一拱手，一句“诸位免送”之后哈哈大笑，慨然就死。这份潇洒就不是常人所能做到。阅读民国时期的文人传记，你有时会感到奇怪，报馆被封，文章删改乃至不许发表，甚至屠刀、黑洞洞的枪口，怎么就不能阻挡人们对自由，对国家的爱呢。

第四个特点就是尊严。

人最可贵的一是生命，二是尊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文明的社会，首先尊重人的生命，但更重要的是尊重人的精神尊严。

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有尊严的，“天子呼来不上船”。1944年教育部给汤用彤先生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颁了最高学术奖。

用彤先生很不高兴，对朋友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在权力面前，他是有傲气的，他讨厌“以吏为师”，看不起那些高高在上、不学无术的行政官僚，他鄙夷地说：“谁能评我的书，他们看得懂吗？”

汤用彤

民国知识分子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乃是人的尊严和士的气节。

民国时期也有很多庸人和烂人，但是那个时代有一批卓越之士，不是一两个，而是一群，最重要的是，是这些“民国范儿”主导了士林的风气，让那些庸人、烂人不敢明目张胆地当真小人，只能做伪君子，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有真君子在那儿，有好风气在那里，所以学界比较正派。如今有些人喜欢比烂，你说中国不好，他就说美国也有不好啊，用别人的烂为自己的烂辩护。文化与文化比，民族与民族比，时代与时代比，不是比烂，而要比高度、比风气。

这才是正宗的民国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