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1913－2001）

文|王京州，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周一良为名的一生，不能无累，但一路走来，却也格外的潇洒。他不肯安坐书斋，一度走上政治的刀锋，全身而退之后，又以“毕竟是书生”自遣。许多人未许他未经忏悔的轻松自赎，却也不得不承认他固有的书生意气和学者本色。我想追问的是，学者周一良得享盛名，除了学术上的造诣之外，还有哪些因素是他成名道路上的助推剂呢？

一、家世：名父之子不容易当？

周一良与邓懿夫妇育有三子一女，长子周启乾二十世纪60年代初从南开历史系毕业，旋即考入北大日本史专业，成为其父的研究生。虽然遇上“文革”，未能得到系统的训练，“没有写毕业论文就分配工作了”，但日本史的研究从此成为他的终身事业，后来还荣任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可谓克继家声。但周一良仍然感叹说“名父之子不容易当”。周一良自命为“名父”之时，不知是否也反躬自省，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名父之子”，他“当”得是否“容易”呢？

周一良与妻子邓懿在美国普利茅斯合影

无论是《毕竟是书生》，还是《钻石婚杂忆》，均是以“家世”开篇。周一良确实有值得夸耀的显赫家世，他的曾祖父周馥由李鸿章的幕府起家，后来署两江总督，又调任两广总督，堪称清末重臣。他的祖父周学海虽然仕宦不显，且壮岁即亡，然而其墓志却出自散原老人陈三立的手笔。至于他的父亲周叔弢，则既是实业家，又是藏书家。清末民初的北方藏书界，周叔弢的自庄严堪与傅增湘的藏园、李盛铎的木犀轩相互辉映。当经过十年私塾教育，十八岁的周一良有志到北平深造，接受新式学校的教育之时，父亲周叔弢的广泛交游，对他是多么大的帮助啊！

从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到辅仁大学历史系，再到燕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的求学之路顺风顺水，不断“奉手”名师，得到了严正的教育和热切的提携，这与他的家世不无关系。据周一良回忆，私塾业师唐兰在他离津前，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给燕大国文系的容庚，一封给燕大图书馆的侯堮。周叔弢未必像唐兰那样直接写信，“名父之子”的身份对周一良来说，已足够在北平的学界如鱼得水。在清华谒见陈寅恪时，涉世未深的年轻学子并不十分惶恐，“由于我父亲和他大哥衡恪先生和七弟诗人方恪先生都是至交”，周一良在陈寅恪面前，可以世家子弟自处，多了一份坦然。

周叔弢前后三任妻子，共育有七子三女共十人，他十分看重子女的教育，对长子周一良更是期望甚殷。当周一良离津赴京求学时，他不可能不倾力而为。据周一良回忆，周叔弢曾通过周一良之手，频频向京城史学界的名流赠送善本，而这些名流往往举手间就能改变年轻学子的命运：

他听说燕京大学我的老师洪煨莲先生校勘并研究《史通》，就让我把他所藏校宋本乾隆间黄氏刊《史通训诂补》送给洪先生。……父亲知道胡适之先生埋头于《水经注》赵戴公案，命我把所藏《水经》写本送给胡先生，希望他对写本做出鉴定，并举以相赠。

周一良回忆起这两件事，以为是父亲的“助人为乐”之举，并与1949年后周叔弢化私为公，将所藏全部善本捐献国家联系起来，是使用了障眼法的。明眼人不难看出其父的赠书，应是助力于他的前途。而洪业和胡适，不仅欣然接受了周的美意，也对礼物外的用意心领神会。1938年，洪业推荐周一良领受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留学，为即将辗转流离体会战争之苦的学子，换回了八年海外留学的流金岁月；1946年回国以后，周一良时时向正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请益，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可能有机会访日或任使节，“同意我想步杨守敬后尘的请求，跟随他出访日本”，虽因故未曾实现，却足见胡适对周一良的提携之意。

名门贵胄，文采风流，又得执名媛邓懿之手，可谓珠联璧合，是北平时期的周一良留在时人心目中的印象。后来游学北美，交游更为广泛，其光流彩溢的形象仍得以延续。大概只有南京史语所一年的生涯肯坐冷板凳，虽在风流蕴藉上稍逊一筹，却又恰是学问涵育的最好时期。遥领史语所所长的陈寅恪在周一良赴美后，据说曾深以为憾，“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泪之泫然也。”“名父之子”的周一良看起来并不难当，而且骎然有驾而上之之势。

二、才性：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

1998年，五卷本《周一良集》出版，依次分别为《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佛教史与敦煌学》《日本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杂论及杂记》，从魏晋南北朝史到佛教史，再到敦煌学和日本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周一良的治学范围不可谓不广泛。细绎周一良的学术生涯不难发现，其学术研究在不同领域的游弋并非齐头并进，而是有所割裂和分歧。其佛教史的研究主要是哈佛期间的博士论文，敦煌学研究则是晚年与赵和平合作的敦煌书仪研究，而中外文化交流则是在特殊时期，尽弃前学之后的结果。可以说，周一良治学的根柢还是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无论是出于个人兴趣的主动选择，还是时代压迫下的被动接受，对于自己在史学领域上的游弋多方，周一良一方面表达了遗憾和不足，同时也流露出得意之情，他引用龚自珍的“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就充分显示了他的夫子自夸，同时又不无揶揄地引用西方的谚语“各种行业的小伙计，没有一行是老师傅”，又显示了他的不自信。龚自珍生当清季，那时做学问仍是传统的路数，精深之外更求博大，而西学东渐之后的中国学界，学问的路径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为学术浩瀚无边，所以在博大之中更求精深。“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的时代已经不复返了，而一变成为“如今才大人，面目自专一”了。

留学哈佛时的周一良（右一）

留学哈佛的周一良，曾一度以学习语言为职志，在原来的日语、英语之外，他又学习了梵文、拉丁文、希腊文以及法语和德语，而且在语言学习上天赋极高，甚至可以说是天纵聪明，本来对梵文“这样在性、数、格和时上都如此变化多端的文字”一窍不通的他，一年之后就可以从容研讨，“不为分数而发愁了”。然而周一良对语言的学习，并非是用之于学术研究，而是当成“遣有涯之生”的“无益之事”，难怪在归国以后便将这些语言能力大部分都统统归还给老师了。

周一良虽然足称是才子，但其实并不多才多艺，如书法上虽然经过正规的训练，却并未成功，而对于自幼喜欢的京剧，也不能无师自通。他曾不无遗憾地回忆说：“可惜的是，我在书法方面太缺乏天资，辜负了这种打破常规的习字程序，工夫尽管下了不少，却没有学好任何一种体。……平生憾事除此外还有一件，自幼喜欢京剧，却由于天赋‘五音不全’，张口即‘荒腔走板’，成为终生遗憾。”

在史学和语言学之外，周一良对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早在寓居津门读书期间，他就受到了文学方面的熏陶，“二哥煦良和两个姐姐都喜欢文学，他们的到来给我启了新文化的蒙，我开始看鲁迅、沈从文的小说”；而且还培养了文言文的写作能力，他的塾师张潞雪宗桐城派，常给周一良讲桐城义法，“现在回想起来，恐怕还是得益于桐城派所主张的‘雅洁’二字，也就是要求文字干净利落不说废话，把多余的字和句尽量删掉。后来，我无论写文言或白话文，都严守这一规范”。

周一良全集

他和爱人邓懿在学术上的共同语言并非来自历史，而是文学。他一方面感叹邓懿“对我的历史专业可说是一点也不感兴趣，认为历史学枯燥无味”，一方面又不无得意地说“我对邓懿所学的中国文学专业很感兴趣，她写的毕业论文是有关纳兰性德词的，而我也很喜欢纳兰词”。由此可知，周一良在赴美前对文学的兴趣很深，积累也已较为丰厚，当他见到哈佛的导师叶理绥谈起学习计划时，“表示自己的文学基础太差，燕京指定我研究比较文学不太对路”，很可能只是一时的托词。作为一个史学家，周一良在文学上的能力和天赋使他在撰文时毫不吃力，而且文笔流畅，耐人品读，这恐怕是使其无论学术文字还是杂忆文字都传于众口的原因。

三、年寿：人固不可以无年？

对于身边赍志而殁的饱学之士，周一良往往掬一把同情之泪，丁声树“要求自己非常严格，身为一级研究员，却拒绝房屋等一切较好待遇。最后得病成了植物人，近十年之久，不但他专长的方言调查未能完成，他扎实的古汉语方面的成就也丝毫没有留下”，“哈佛同学蒙思明教授，回国后在四川大学任教，‘文革’中被逼惨死”。见惯了志未及伸便零落草莽的学人，周一良的“忧在填沟壑”转化成了对寿考的美好期望。

1989年，七十六岁的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的末尾，引用《世说新语·品藻》篇王珣哀叹父亲早逝的句子“人固不可以无年”，又引“镜中莫叹鬓毛斑，鬓到斑时也自难。多少风流年少客，被风吹上北邙山”诗句，谓“我们生此巨变、多变、善变之世，自当争取‘有年’，争取‘鬓到斑时’。法国民间谚语不是说‘谁笑得最后，谁笑得最美好’吗？”

2000年，已享米寿的周一良在《钻石婚杂忆》的末尾，仍然对“有年”而且是更长的“年”给予了期望。他说：“当年我曾与谭其骧、唐长孺等好友戏言，当今海峡两岸的哲人如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等都活到95岁，谭公当即大笑说：‘我们都争取九五之尊吧。’可惜他们两位都没有成功。我现在想也‘再拜陈三愿’：（一）愿活到九十五；（二）愿病危住院不超十天一礼拜就打住；（三）愿神明不衰，直到呼吸停止。”遗憾的是，当他写下这篇文字的一年半后，便在睡梦中溘然长逝。他虽然没有活到他期望的“九五之尊”，却并未病危住院，更不会超过十天，当他呼吸停止的时候，虽然是在睡梦之中，却肯定是神明不衰的。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周一良   著

毫无疑问，周一良是幸运的，他在经历多年的坎坷屈辱之后，终于迎来了曙光。如果他在六七十年代就遭不测，不仅不会被平反，而且还很可能因为他的“梁效”经历而不得翻身，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踱入新时期的周一良，继续他在魏晋南北朝史上的研究，继《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之后更有《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奠定了他在中古史研究上的地位；担任北大历史系副主任和主任，先是辅佐邓广铭，标榜“硬里子”思想，做“有力的配角”，后做系主任又乐于“无为而治”，促成考古专业独立成系；同时作为研究生导师，培养了一批学富力强的弟子，传薪有人，继续从事历史研究的未竟之业。

因为在学界显赫的声誉和地位，周一良多有出国的机会，除了晚年的私行探亲或顺访，大部分出国都是官方的行为，代表着一种政治待遇，他对此也津津乐道、感怀莫名。他曾经在《钻石婚杂忆》中细数自己的出国次数，“莱登二次，巴黎四次，巴基斯坦、摩洛哥、加纳、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各一次，日本七次，美国四次”。其中最让周一良感到振奋的两次，一次出访美国，一次出访日本，都是在八九十年代他晚年时的事。1989年美国组织编纂《国际中国善本书目》，他和顾廷龙联袂赴美，让他与有荣焉。

1997年，周一良最后一次出访日本，也是他光彩的出国经历的最后一次，是到日本大阪接受“山片蟠桃奖”，“此奖专为奖励外国学者研究介绍日本文化有贡献者而设，每年颁发一次，至此已14次。其中以欧美各国学者为主，美国人最多，英国次之，法、德、荷等国皆有，亚洲只有一位韩国学者获得过此奖，我是中国第一人”。文史学界向以老为贵，没有引以自豪的长寿，便不可能有从容的时间撰写回忆录，不可能有如此多的出国机会，不可能达到这万众瞩目的地位和高度。

对周一良来说，“有年”与盛名是须臾不可分的。反过来说，“人固不可以无年”，可谓道尽了早逝学者寂寞身后事的深层动因。

2018年6月30日于广州

（本文选择自《北望青山：年谱中的那一代学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王京州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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